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八月,苏轼于湖州知州任上,以作诗指斥乘舆、讥切时政的罪名下御史台,酿成有名的“乌台诗案”.年底,诏责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翌年二月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市）.这首《定风波》词就作于到黄州第三年的春天.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前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借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据《东坡志林》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全词紧扣途中遇雨这样一件生活中的小事,来写自己当时的内心感受.篇中的“风雨”、“竹杖芒鞋”、“斜照”等词语,既是眼前景物的实写,又不乏比兴象征的意味,是词人的人生境遇和情感体验的外化.全篇即景抒情,语言自然流畅,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体现了东坡词独特的审美风格.
词的上片写冒雨徐行时的心境.首句写雨点打在树叶上,发出声响,这是客观存在；而冠以“莫听”二字,便有了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作者的性格就显现出来了.“何妨”句是上一句的延伸.吟啸,吟诗长啸,表示意态安闲,在这里也就是吟诗的意思.词人不在意风雨,具体的反应又怎样呢?他在雨中吟哦着诗句,甚至脚步比从前还慢了些哩!潇洒镇静之中多少又带些倔强.“竹杖芒鞋”三句并非实景,而是作者当时的心中事,或者也可看作是他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宣言.芒鞋,即草鞋.谁怕,有什么可怕的.平生,指平日、平素.作者当时是否真的是“竹杖芒鞋”,并不重要；而小序中已言“雨具先去”,则此际必无披蓑衣的可能.所应玩味的是,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本是闲人或隐者的装束,而马则是官员和忙人用的,所谓的“行人路上马蹄忙”.都是行具,故可拿来作比.但竹杖芒鞋虽然轻便,在雨中行路用它,难免不拖泥带水,焉能与骑马之快捷相比?玩味词意,这个“轻”字并非指行走之轻快,分明指心情的轻松,大有“无官一身轻”之意,与“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杜甫《漫成二首》之一）中的“轻”字亦同.词人想,只要怀着轻松旷达的心情去面对,自然界的风雨也好,政治上的风雨（指贬谪生活）也好,又都算得了什么,有什么可怕的呢?况且,我这么多年,不就是这样风风雨雨过来的吗?此际我且吟诗,风雨随它去吧!
下片写雨晴后的景色和感受.“料峭春风”三句,由心中事折回到眼前景.刚才是带酒冒雨而行,虽衣裳尽湿而并不觉冷.现在雨停风起,始感微凉,而山头夕阳又给词人送来些许暖意,好象特意迎接他似的.“相迎”二字见性情.作者常常能在逆境中看到曙光,不让这暂时的逆境左右自己的心情,这也就是他的旷达之处了.“回首”三句复道心中事,含蕴深邃.向来,即方才的意思.“回首向来萧瑟处”,即是指回望方才的遇雨之处,也是对自己平生经历过的宦海风波的感悟和反思.词人反思的结果是：“归去”.陶渊明的退隐躬耕,是词人所仰慕的,但终其一生,词人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退隐.“未成小隐聊中隐”（《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五）.质言之,他所追求的并非外在的“身”的退隐,而是内在的“心”的退隐；所欲归之处,也并非家乡眉州,而是一个能使他敏感复杂的灵魂得以安放的精神家园.“此心安处,即是吾乡”.也正因如此,词人以“也无风雨也无晴”收束全篇,精警深刻,耐人寻味.方才遇雨时,词人没有盼晴,也不认为风雨有什么不好；现在天虽晴了,喜悦之情也淡得近乎没有.因为自然界和仕途上有晴有雨,有顺境有逆境,但在词人心中却无晴雨,因为“凡所有象,皆是虚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词人始终是泰然自若的.结句透过一层来写,是篇中的主旨,也是苏轼诗歌的典型风格——“坡仙化境”的很好体现.所谓的“坡仙化境”,就是在深挚、迫切、执著之后,忽然能够回转、放开,有类释家的先“执”后“破”.在此词中,“一蓑烟雨任平生”,潇洒镇静中不免带些抗争之心,也仍是另一种形式的“执”；“也无风雨也无晴”,则是对之的升华.如果将上片的结句比喻作禅宗里神秀和尚的偈语“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则苏轼此时“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次韵王延老退居见寄二首》其一）,似乎顿悟到了方才的冒雨徐行也多少有些作态.现在雨过天晴,一切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有如六祖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词人这才回到真我,体悟到生命的真谛,这也才是真正的彻底的“破”.
在苏轼现存的360多首词作中,“归”字竟出现了100馀次,这是深可玩味的现象.李泽厚先生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美的历程》）.在《临江仙·夜归临皋》一词中,由于结尾“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两句所表达的弃官归隐之念,以至于“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掉这个人世大罗网”（《美的历程》）.无论是人间天上,抑或是廊庙江湖,对于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所谓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实际只是词人希望获得精神解脱的一种象喻而已.
旷达——顿悟——感伤,是苏轼文学作品中所特有的一种情感模式.他一生屡遇艰危而不悔,身处逆境而泰然,但内心深处的感伤却总是难以排遣.这种感伤有时很浓,有时又很淡,并常常隐藏在他爽朗或自嘲的笑声的背后.他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一词的下片：“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行人（指作者自己）自知无法看到墙内佳人的身姿容貌,只想再驻足聆听一会儿,孰料佳人此际已荡罢秋千离去,尚不知墙外还有一个多情的行人,这怎不令人懊恼呢!佳人之“无情”,乃因不知有墙外“多情”行人的存在,而世间带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人世多错迕”之事,又何止此一件呢?苏轼一生忠而见疑,直而见谤,此际落得个远谪岭南的下场,不也正是“多情却被无情恼”吗?他嘲笑自己的多情,也就是在嘲笑那些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的命运,在笑一切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