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读书笔记
已故的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被誉为“文化昆仑”.其《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学术著作,援引的参考书目数以万计,且涵盖了文、史、哲、心理学等多门学科.有趣的是,他自己的藏书却很少,他的书斋中有两三个不大的书架,放着一些工具书和出版社、作者赠送给他的书籍.他藏书不多,著书却不少,这当中博览图书馆书籍时所作的大量的读书笔记发挥了重要作用.
读书须作笔记,钱钟书开始并不以为然.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自恃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连课堂上听讲都不作笔记,更不屑于课外读书作笔记.他进清华后虽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看书时却只在书上用铅笔写划,并不作笔记.他的同学饶余威在《清华的回忆》一文中写到钱钟书时说：“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钱钟书在清华,“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毕业后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在备课、写文章的实践中,方认识到读书单凭记忆是不行的,遂开始读书必作笔记,并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钱钟书的读书笔记本很厚,有普通练习本的四倍,上面写得密密麻麻,有中文,也有英文,别人很难看懂.他每读一书,都作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写下心得.他很珍重自己的读书笔记,“文革”期间,他曾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行李箱里也忘不了放上几本字典、词典和读书笔记,一有空便反刍似地阅读.
他著书时,主要是参考读书笔记.从1939年到1942年完成的颇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为何采用了传统诗话的札记式的写法,其原因就在于利用读书笔记之便.1956年,钱钟书接受了编写《宋诗选注》的任务之后,到北大图书馆和社科院文研所图书馆借到大批有关宋诗的书籍,诸如《宋诗纪事》《宋诗钞补》《宋诗钞续补》及各种宋人笔记、诗话、文集、方志等,在阅读时作了大量笔记,纠正了前人的错误,遂将一本普及读物编写成了学术价值甚高的宋诗选本.1972年3月,钱钟书夫妇从河南“五七”干校返京,开始偷着写《管锥编》,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学术宏著,主要资料来源就是钱钟书写下的五大麻袋读书笔记,这些素材是他多年读书心血的积累,整理成书稿又费时三年,自然还是用札记形式.1979年此书一出版,便轰动了学术界,此后一版再版,成了学者们书架上的必备书.
俗话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此言不差.熟悉钱钟书的学者都认为,钱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几十年前读过的东西还能记住,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没有第二人能与他相比,外国学者说他的记忆是“照相机式”的记忆.即便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笔记是钱钟书攀上学术高峰的重要阶梯.钱钟书先生尚且如此,对于记忆力一般的人来说,读书作笔记就更为必要了.
读了《钱钟书的读书笔记》你一定感慨万分吧!一代宗师治学给我们启迪多多!做学问需要灵活的大脑和良好的方法,缺一不可.文中所说的“读书笔记”相当于我们介绍的“做摘录与卡片”,只不过“读书笔记”是专题的摘录与分析,而卡片则是能够五花八门包容许多的素材纪录.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最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近作《我爱清华图书馆》中称,自己本来可以在宿舍里读书的,但偏爱去图书馆.她说,读书如“串门儿”,借几本书在宿舍读是串几家的“门儿”,而站在图书馆的长长的书架前,“家家户户”自由出入,幸无穷.可见读书是钱、杨的共同志趣,他们留学英国在牛津读书时,钱将牛津图书馆戏译为“饱蠹楼”（Bod le ian）,以饕餮之蠹自诩.近年杨绛整理钱钟书的笔记,计有外文笔记178册34000多页,中文笔记分大体数量与此相当；另有“日札”23册,2000余页,加在一起足足四十卷.杨绛说：“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书虽多,也不易遗忘.”（《读书》杂志2001年9月）
其实“先搜集材料,再按题作文”,就像我们看妈妈做饭一样,做饭要有米、有水、有菜……没有这些怎么能做好饭呢?正如俗话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文和做饭一样,也要有生动充实的素材,丰富多彩的词汇…….没有语言、没有素材,是写不好作文的.当然,作文也有作文的技法,但是,如果不注意学习语言、不注意积累素材,脑子里空空的,技法学得再多,作文也写不生动、写不实在,那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