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忠坚毅,天下己任”的爱国精神
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就全面爆发了,国家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因而他对大学培养目标的认识,尤其关注严酷的社会现实,充满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1936年秋,他在开学典礼上向新生提出了两个简单但意味深长的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他告诫学生“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要成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显然,竺可桢所要培养的不是一般的实用人才,而是栋梁之才.这种人才固然要有广博的知识,但必须具备“求是”的品质.他们既要努力学习,寻求学问之“是”,更要胸怀大志,追求振兴中华之大“是”.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
在竺可桢的心目中,具备“求是”品质的英才除了要爱国以外,还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素质：一要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养成“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最需要的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国人是否拥有科学的头脑.“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气,科学还是不能发达”.二要具有“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不盲从、不附和.竺可桢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要突破常人之所见、所识、所思,不为习俗所惑,不随大势所趋,一切以理智为依归,敢于向传统的权威提出质疑与挑战,就象西方近代的科学先驱者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赫胥黎那样,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三要具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在竺可桢看来,“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主动求知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的开放精神
浙大校歌开头两句写道“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这是竺可桢等老一代浙大人开放精神的一个写照.竺可桢是一位办学思想非常开明的教育家,他既有早年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的经历,又留学美国接受了现代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包容、开放、民主”的办学理念.他坚持民主办学,虽然是一校之长,但却从不独断专行,而是集众家之长,共同管理学校.他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凡重要规章制度、重大校务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在竺可桢的领导下,专家学者贯彻教学民主思想,秉持学术自由理念,使得全校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在引进人才上,竺可桢豁然大公,“决无门户之见”.他“三顾茅庐”恭聘马一孚先生,礼聘前校长邵裴子先生,敦聘原先在不同学校任教、具有不同学术经历的学者来校,进一步反映了他开放的胸襟.
自强不息、永不气馁的奋斗精神
竺可桢不仅倡导“求是精神”,更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师生树立了“求是”的典范.在他的宣传、带动和影响下,“求是”成为浙大的精神内核,内化到浙大人的思想、意志及品质之中.抗战西迁期间,浙大集聚了一大批年仅三、四十岁但学问精湛的中青年教授,如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贝时璋、谈家桢、蔡邦华、梅光迪、张其昀等,他们“不惮生活之困苦”,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并以其创造性的思维,熏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子.如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教授,“一家四口居泥墙草屋,晚间一盏油灯,几根灯草”,生活异常艰辛,但教学和研究不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44年入学浙大的李政道先生后来回忆道：“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的细推物理之乐.”在“求是精神”的激励下,竺可桢长校十三年间,浙大共培养三千多名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在不同的领域开拓创新,成为改造社会、“转移国运”的栋梁之材.
竺可桢倡导的“求是精神”被一代代浙大人奉为圭臬,传承弘扬.浙江大学师生们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培养高素质创造型人才为根本,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懈奋斗.“求是精神”永远激励着浙大人奋勇前进,不断开创新的辉煌.（作者单位：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