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以来,玄风大炽,一般文士都喜欢在诗文中说理.然而,他们的作品大多“平典似道德论”,颇遭后人訾议.唯有陶渊明却因其诗理趣盎然,情味深隽,大得后人推崇.同样是以诗说理,何以后世褒贬如此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陶渊明与东晋士大夫们所追求的“理”各自不同,表达“理”的方式也各异.东晋士族文人言空蹈虚,侈谈玄理,以此为精神寄托,撷取老庄陈言为篇,理赘于辞,自然不免“淡乎寡味”之讥.而陶渊明在经历了几仕几隐的痛苦摸索之后,终于毅然归隐田园,他在躬耕实践中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在自然淳朴的田园生活中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尽管他也接受了老庄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然而他所理解的“自然之理”是与俭朴而充实的田园生活紧密联系的,他所追求的“自然之理”,包蕴在淳朴笃实的田园生活中.情,旷而不虚；理,高而不玄——这正是上面所录《饮酒》诗第十四首“故人赏我趣”的一个显著特点. 先说诗中的情.陶渊明在宁静的乡居生活中,或与邻人“披草共来往”、“但道桑麻长”；或“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或“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这一回,他邀请友人松下坐饮,而“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这两句开门见山点出“饮酒”的情由.这个“赏”字用得精当.诗人招饮,其情自然不俗；故人“赏”此趣,其情亦雅.这个“赏”字精炼地写出了宾主相得之情.而各自“挈壶”赴会,既见出乡间独有的古朴风情,又使人意会到来者都是一些淳厚质朴的人.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自称：“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故人“挈壶相与至”,正是深知渊明的境况和性情啊!这两句虽不言情,而情意自出.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这四句写松下饮酒的情景.没有几案可凭,没有什么关系.铺荆于地,宾主围坐,格外亲切.没有丝竹相伴,这也无甚要紧.听那风吹松叶,则更有清趣.围坐的是“故人”,面对的是清景,此情此景令人陶醉.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所以“数斟已复醉”.既醉之后,更是随意言笑,举觞相酬,欢然自得.如同诗人笔下所写的“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一样,在这幅松下坐饮的画面中也洋溢着一股浓郁的情意.此情与世俗的利害无涉,故言其“旷”；此情又来自诗人淳朴的生活感受,故言其“不虚”. 再说诗中的理.陶渊明把宁静的乡村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把“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当作自然之理来信奉,在“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的生活中领略着任真自然的乐趣.在他的心目中,乡间幽静的景物、淳厚的民情和古朴的乡俗,无一不含蕴着与虚伪奸诈相对立的哲理.就像他曾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景致中体会到“此中有真意”一样,他也在松下坐饮、言笑自适的情景中悟出自然之理.这六句诗虽不明言理,但理趣融于“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父老杂乱言”等意象之中,且流于笔墨之外. 在诗的后半部中,诗人以警隽之言将他的感受进一步哲理化：“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不觉”二字承接“数斟已复醉”而来.在醉意朦胧之中,自我意识消失了,外物更不萦于胸中,诗人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这里虽然表达的是一种玄理,然而它与“饮酒”、“复醉”的主观感受相结合,所以并不显得突兀或生硬,反而使人在咀嚼哲理的同时,仿佛看到醉态可掬的诗人形象.“悠悠”者,指一般趋名逐利之徒.这两句诗,一句指他人,一句言自身,笔法简炼灵活.诗人说：那些人迷恋于虚荣名利,而我则知“酒中有深味”!这个结尾可谓意味深长.魏晋以来,名士崇尚自然,而且大多嗜酒如命.在他们看来,“酒正自引人著胜地”,“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任诞》）.所谓“胜地”、“形神相亲”,便是他们所追求的与自然之道相冥合的境界.饮酒,则是达到这一境界的一种手段.酒之“深味”,便在于此.因此,陶渊明在这里实际上是说自己在诗酒相伴的生活中、在与“故人”共醉的乐事中悟得了自然之理,而此中的“深味”是奔趋于名利之场的人难以体会的. 从松下坐饮这一悠然自适的情景中引出物我两忘的境界,进而点出最高的玄理——酒中之“深味”,通篇理趣盎然,警策动人,余味隽永.此理超然物外,故言其“高”；此理又包蕴着真实的体验,质朴明快,故言其“不玄”.——情旷而不虚,理高而不玄,以情化理,理入于情,非大手笔不能如此.后世学步者虽多,终不能达到陶诗从容自然的至境. 这首诗以饮酒发端,以酒之“深味”收尾,中间贯穿着饮酒乐趣,叙事言情说理,都围绕着“饮酒”二字,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思健功圆,浑然成篇.[2]
= =.求【饮酒·陶渊明其十四】赏析.主要是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