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1日,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世一百周年的日子.如果把敦煌的百年比作一道万世经传的长诗的话,那么它的第一句是令人落泪的.重述那段历史,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文化价值的存续.
敦煌莫高窟起建的年代大约在公元364年,壁画45000多平方米.唐宋木构窟檐5座.
汉代起,敦煌作为西陲重镇一直是兵家互争之地.每次兵灾之际,管理莫高窟的和尚就要逃一次难.
宋景佑二年（1035年）,西夏之乱祸及敦煌莫高窟.和尚照例要避祸他乡,遂把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等,都封闭在一个洞窟的秘室里,外面用泥壁封堵,并绘上壁画.然而,这批和尚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这个秘室便盛着5万余件“宝藏”静静地安息了七八百年.
清朝末年,出生在湖北麻城的王圆 ,结束了在军队当小兵的生涯,因无所事事,便做了道士,迢迢千里来到敦煌.当时的莫高窟寺院,多为红教喇嘛,只有王圆 能用中文诵道经,倒有些香火,生涯不错.于是他就雇了个姓杨的为他打下手,写经文.杨某抄经之暇爱吸旱烟.用芨芨草点火,并把剩下的草插在洞窟墙壁的裂缝中保存.一天,他在插草的时候,发现墙缝深不可止,便用旱烟袋头敲了敲墙,感到里面是空的!于是他赶紧叫王道士,两人夜半破壁,发现里面有一个泥封着的小门.此时天已渐亮,去掉泥块,出现一条通道,进入通道后,一个黝黑的高1.6米,宽约2.7米的复室出现了.室内堆满了数不清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等.王道士当时对这批5至11世纪文物的价值几乎一无所知,震惊世界的“藏经洞”就这样无意中回到了人间.
接着,一系列不幸就在这片繁盛大地上发生了.
王道士虽然不知道这批宝藏价值连城,可他毕竟明白用它们换点钱是没问题的.于是,他取出几卷给当时的县长汪宗瀚去鉴别.汪是识货的,依他的权势向王道士索要了一批画像和写本.三年后,甘肃学台叶昌炽闻听此事,便让汪为他搜求.叶对古物的学养颇深,对藏经价值心知肚明,便向甘肃的藩台衙门建议将这批古物运到省城来保存.但因运费需五六千两银子,清政府觉得银子比这批“废纸”更有价值,没有采纳这项建议,只是发了一道旨令,让县长汪宗瀚“检点经卷画像,仍为保存”.汪责令王道士经办此事,王道士一下子就成了经卷的看守人.王道士便将这批古物重新封起来,成了古物的实际拥有者.
当时在新疆一带,有一位受英国政府派遣的匈牙利人斯坦因.他在1798年曾来过敦煌.闻知洞窟存有宝物后,便于1907年5月第三次来到敦煌,他是历史上盗劫藏经洞文物的第一人.他来敦煌,通过一位师爷与王道士接触,得知王道士已将秘密通道砌死,斯坦因便在莫高窟安营扎寨,软磨硬泡.终于,他从洞窟壁画上看到了王道士请人绘的《唐僧取经图》,遂生一计,称自己是印度的佛教徒和唐僧的崇奉者,来敦煌是受印度政府的委托,把印度已不存在的佛经再取回去等等.这番话竟然说动了这位“司库大人”.王道士第二天就拆开封墙,让斯坦因进入秘室.斯坦因在其所著《西域考古记》中写道：“从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尺左右.”其中“用无24只箱子.另外还有五只,仔细装满了画绣品及其他美术品遗物.
1924年后,他又从王道士手里得到五只大箱.1930年再来时,因中国学术界的一致反对而未得逞.据英国目前公布的数字,斯坦因劫去的文物达9000余件.
继斯坦因之后,法国的伯希和于1908年7月来到这里,凭他渊博的汉学知识,劫走了比斯坦因更有价值的文物6000余卷.
接踵而来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国的奥登堡也于1914年至1915年间从藏经洞和其他一些洞窟中盗走7万余件文物资料及壁画.美国的华尔纳1924年到莫高窟后,由于无经卷可窃,便用特制的胶布剥走了第139、141、144、145号洞窟中精美的唐代壁画26方……
莫高窟的文物精品被斯坦因大量盗走的消息被清政府知道后,命令将剩下的经卷装成两只木桶,封钉坚固,施以彩绘,制成“转经桶”置于佛殿之中,又责成王道士看管,并且还赏给他300两银子作为他看守经卷的补偿.而这两只“转经桶”今日仍竖在第17号窟中,桶中一无所有.王道士变本加厉地“私卖”,几乎使藏经洞内的古物为之一空.经过有良心的学者一次次上书呼吁,才迫使清政府下令把所有残存的经卷写本悉数运回北京.然而,起运时清理在数的8600余卷,经沿途大小官员强取豪夺,所剩下的就是现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的那四五千卷.
百年前洞开的一幕,至今回溯起来仍令人心颤.一个巨大的中华文明的宝库竟由屈屈一个假道士据为己有,写下了令世代垂泪的一笔.今天,敦煌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已是全世界文明价值中的重要部分.敦煌的保护得到了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的重视.没有人可以回到百年前,再行掠劫盗贩之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百年前的历史今天没有重演的可能.
这段历史在提醒人们,历史文化遗产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今天人们的意识中仍然存在着对历史价值认识上的盲点,尊重历史就是一句空话.再者,百年前敦煌文物的流失与当时社会动荡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王道士的个人所为已经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而今天的问题可能在于另一个方面,即社会稳定的经济发展与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大到敦煌这样珍稀遗产,小到一个城市的文化风貌,如果不以人类精神财富的高度看待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我们有可能失去第二个、第三个敦煌.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涉及到每一位今天的共和国公民.保护文物,维护文化遗产的尊严不仅仅是国家、政府单方面的事,而是人人有责.我们应该睁开眼睛看看自己的身边是否存在着新的“王道士”、“李道士”,但首先,我们自己不作任何一个“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