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的后代

长子黄一欧：同盟会最年轻会员

黄一欧(1892—1981)，著名的民主革命家黄兴先生的长子，母亲为黄兴先生的原配夫人廖淡如。别名黄祖光。1892年9月2日出生在长沙。

1903年，父亲黄兴从日本回国后，执教于家乡长沙明德学堂。那时小一欧便跟随父亲入明德学堂小学部读书。其后父亲在长沙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反清活动，并秘密组织华兴会。事情败露后，遭满清政府追捕，逃亡日本。黄一欧自幼随父投身革命。1905年，13岁的黄一欧亦远涉重洋，东渡扶桑，进入东京弘文学院读书。在这里读书期间，黄一欧认识了孙中山、章太炎等一批革命人士。1907年，年仅15岁的黄一欧经孙中山等人的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从此投身到推翻满清专制王朝的斗争之中，成为父亲和孙中山等人的得力助手。

从1910年春天开始，黄一欧奉父亲之命，奔走于日本与香港之间，为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做准备。在此期间，黄一欧的主要任务是联系日本朋友宫崎寅藏，秘密从日本购买一批枪支弹药，然后暗中运往香港，不久被留在同盟会设在香港的统筹部工作。

1911年3月，黄一欧以缺额补员考入广州巡警教练所，并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开始在内地进行反清宣传，同时将从日本购买回的枪支弹药秘密运送到各起义点。在此期间，黄一欧亲自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死里逃生，成为这次起义中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

从此，黄一欧化名黄祖光，并受同盟会派遣回到广州、长沙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与一些革命同仁在长沙成立了“野球会”。该组织以练习棒球为掩护，团结革命志士，再次发动起义。事情泄漏后，黄一欧遭通缉，于是再次东渡日本。

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黄一欧再度奉父亲之命回国，组建江浙联军，并担任沪军先锋队副司令，参加过光复上海的战斗。其后为了配合武昌起义军，他率沪军联合浙江、江苏等地方军攻打南京。正当他在前线作战时，接到在汉阳前线督战的父亲黄兴的手书：“努力杀贼，一欧爱儿”的题字，勉励他努力作战。在父亲的鼓励下，他一马当先奋勇杀敌，指挥得当，受到当地军民的一致好评，也深得父亲及孙中山等人的器重。

1912年，黄一欧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第二年，父亲黄兴叮嘱他，趁年轻之机“好好读书”，黄一欧于是只身赴美留学，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外交与经济。1915年，蔡锷将军准备发兵讨伐袁世凯，不料被袁世凯得知，便被软禁于北平。为了帮助蔡锷将军逃出北平，黄一欧奉命从美国来到日本，与程潜等人设法帮助蔡锷脱险。在他们的帮助下，蔡锷终于躲过袁世凯的爪牙的追踪，由天津至日本，再经香港、越南，然后安全到达云南，使蔡锷在云南顺利举行了讨伐袁世凯的起义。

1916年，父亲黄兴去世，黄一欧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中。1917年，黄一欧任湖南省铁路警备司令，并加入到讨伐北洋军阀的战斗之中，其后又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协助周震麟开展驱逐湖南省督谭延闿的活动。1924年任川军北伐军第一路军司令。1925年以后，黄一欧历任广州国民政府参事，安徽省槽运局长以及天津特别政府参事。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黄一欧逐步认识到蒋介石背离了孙中山的路线，并于1929年起，开始参加了一系列的反蒋活动。1931年，黄一欧应孙科之邀，赴广州，任广东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继续从事反蒋活动。1932年，孙科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后，黄一欧任立法委员1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蒋介石的独裁，一想起先父创立的中华民国的宗旨，因而心灰意冷，此间曾多次请辞未准。无奈之际，直到1941年后，便以养病为名，离开官场，回到老家湖南，从事实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人劝黄一欧先生出山，他坚决予以拒绝，并对来人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蒋政权民怨沸腾，败势已定。”1948年3月，黄一欧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程潜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期间，黄一欧被聘为湖南省政府顾问。解放军进军湖南前夕，黄一欧团结在湖南的辛亥革命老人，积极行动起来，劝说驻湘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放下武器，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黄一欧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曾当选为省人民代表，历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以及民革中央委员兼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此间，黄一欧先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许多珍贵历史文物捐献出来，还撰写了不少有关父亲黄兴及辛亥革命的回忆录。改革开放以后，黄一欧先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众多的海外关系，做了大量的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1981年1月12日，黄一欧先生病逝于长沙，终年89岁。

黄一欧先生的妻子彭承祉，生有一子一女。其中儿子黄伟民承祖父之志，一生从事体育工作，晚年，继承父业，从事民主党派工作。

幼子黄乃：中国盲文之父

黄乃(1917—2004)，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盲文教育家，中国盲文之父。原名一寰。黄乃在他父亲的8个子女中是最小的一个。当黄乃还在娘胎里时就经受了失去父亲的痛苦，他的父亲——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驱黄兴已于他出世的前一年便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因极度的悲痛，导致腹中的他早产。1917年1月的一天他来到这个世界，从此便开始了他多难而坎坷的一生。年轻时一次意外，使黄乃右眼失明。在左眼也高度近视的情况下，为了继承父志，他克服重重困难去日本留学，回国后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到革命圣地延安。解放初期，他又遭遇左眼失明之痛。然而他凭着惊人的毅力，献身于中国的盲文事业，终于创制出一套最新汉语双拼中国盲文方案。从此黄乃先生被人们誉为黑暗世界的“普罗米修斯”。黄乃先生于2004年1月30日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他生前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至第七届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一、二届主席团副主席，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

一

黄乃自幼受父亲和兄长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当他在长沙楚怡小学上五年级时的一天，北伐军打到长沙，身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的黄乃带着自己的小伙伴，走出校门，欢迎北伐军的到来。那时的黄乃，就已将一册《三民主义三百问》背得滚瓜烂熟。

黄乃是在南京上的中学。在读初二时，黄乃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并参加了由共产党秘密领导的“读书会”，在这里，他阅读了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鲁迅的《彷徨》、《呐喊》，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等进步书籍。进入高中时，黄乃开始为一些进步文艺刊物《新野》、《文友》等撰写文章。受其影响，儿时的黄乃就已踌躇满志，立志日后一定要继承父业，投身到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伟大斗争之中。

正当他豪情满怀之际，不幸降临到他的头上。1934年，也就是他读高中之时，黄乃在一次上体育课踢足球时，不慎右眼被撞伤，导致视网膜脱落，由于手术失败致使右眼失明，于是休学回到长沙老家。

1936年初的一天，因右眼受伤正休学在家的黄乃从报上看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正积极开展救亡运动的事迹，很受感动，决定重走父亲的路，去日本留学。他把这一想法给母亲和哥哥们一说以后，立即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母亲虽然舍不得这个自幼失去父亲的孩子，但考虑到儿子的前途，再想到日本还有一些丈夫黄兴的生前挚友，可以代为照顾儿子，也就没有表示反对。

黄乃来到东京，进入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科学。在此黄乃也加入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和“中华留日世界语协会”等进步组织，负责“现代问题座谈会”。在这期间，黄乃经常出席左派文化团体的各种会议，为文化救亡运动做了不少的工作。他的行动，惹怒了日本军国主义，1937年6月，黄乃被日本警察拘捕入狱。

就在黄乃被捕不久，他父亲的生前好友前田九二四郎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出面四处周旋，不久日本警察便释放了黄乃。20岁的黄乃，第一次遭遇这次牢狱之灾的考验后，更坚定了他一生要跟共产党走的信念。黄乃晚年回忆起这次在日本被捕的事情时说：“从那以后，我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我身上背着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对党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

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从日本监狱中出来的黄乃回到了祖国，于第二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他。在延安，他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并任马列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副主任。1939年，黄乃调中央宣传部任干事，专门研究日本问题，后又调入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工作，任日本问题研究秘书兼组长。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黄乃先生负责副刊《敌情》的主编。在任主编期间，他发表的一篇题为《南进还是北进》的文章准确地推断了在华日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得到验证之后，曾经轰动一时。此间，不少文章还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1942，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在马列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讲话，讲到调查研究时对广大学员说：“你只有进行了调查，进行了研究，才有发言权，比如说黄乃，他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日本问题上，他最有发言权。”

当年一些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说，青年时代的黄乃才华横溢，他会日语、俄语、英语和世界语。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流传有“十大公子”，“十大才子”的排行榜，而黄乃均进入这两项排名。

三

解放战争期间，黄乃长期处于艰苦紧张的工作环境之中，常年伏案到深夜，仅有的一只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也迅速下降。1949年进入北京时，左眼视网膜又脱落。那时，刚出任新中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得知黄乃的病情后，立即安排他去苏联治疗，但为时太晚，因拖延太久，病情沉重，未能治愈。去苏联时，他的左眼睛还能看到“人民日报”四个大字，回国后，双眼已经全部失明。

在苏联治疗期间，当他得知自己的眼睛已完全没有复明希望时，他首先考虑到了自己的前途，想到了自己的祖国成千上万盲胞。于是，在回国前，他参观了莫斯科的盲校，听到了不少盲人自强不息，自强自立的动人事迹后，使刚刚坠入黑暗深渊的他，在心灵深处又点燃一缕希望的火，并产生了创制中国盲文的念头。

从苏联回国后，黄乃开始致力于研究和思考中国的盲人问题：盲人不应成为社会的负担，而应与正常人一样，也要为社会效力。要做到这样，盲人必须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而盲文则是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必备工具。

解放初期的新中国，百废待举，中国还没有统一的盲文，只有南北两种不同地域使用的很不完备的盲字。为了发展我国的盲人教育事业，尽快扫除盲胞中的文盲。1952年春天，黄乃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呼吁全社会都要重视和关心盲人事业，并四处游说，各方斡旋，同时还集中精力搞一套中国自己的盲文。就这样，一个刚刚跌入黑暗且又刚刚接触盲文的人，用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设计出了一套全国统一的盲胞通用的盲文初步方案，其中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当周恩来总理得知黄乃设计的盲文初步方案成功后，亲自接见了黄乃，并握着他的手表示祝贺，鼓励他进一步完善这个方案。当毛泽东主席看到了新中国第一个盲文刊物——《盲人月刊》时，有人告诉他，这套盲文是民主革命先驱黄兴的幼子黄乃设计的，毛泽东高兴地说：“黄乃同志我知道，有创造性。”

盲文方案是制定出来了，但要推广开去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1977年，教育部决定先在9所盲校进行试验时就遇到了不少困难。试验新盲文，教师要从头学习，教材要重新编写，再加上试验周期长，不但要花费不少资金，而且困难不少。不久有的学校停止了试验，同时，国家文字改革委员对这套方案也有不同意见。当试验正面临着停止之时，黄乃亲自找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同志，盲文的试验终于在胡乔木同志的亲自干预下得以继续。经过黄乃多年的努力和实践，以及反复修改，黄乃先生为之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盲 文方案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得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批准。这套方案的实施，使近1000万中国的盲人重又有了明亮的“眼睛”。

1991年12月，黄乃先生被国务院批准为作出特殊贡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黄乃先生是享受此项殊荣的惟一的一个残疾人。

黄乃先生有过四次婚姻。前三个妻子婚后不久纷纷离异，三个妻子各给他留下一个儿子。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从延安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调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期间，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恋爱了。1942年与第一个妻子结婚，有了一个儿子，他的这个儿子现已年过花甲，是个画家，现在定居美国。

黄乃先生的第四任妻子叫安琳，安琳女士曾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科技导演，他于1961年春节与安琳女士结婚，婚后的安琳女士对双目已失明日后从事盲文研究的黄乃先生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极大的支持。

小女婿薛君度：学贯中西的学者

薛君度(1922— )，著名辛亥革命研究专家，历史学家，国际问题专家以及杰出的社会活动家，黄兴小女儿黄德华的丈夫。原名炯裳。他学识渊博，对于法律、政治、经济、外交以及国际战略和华侨等诸多领域均有很深的研究，并著有中英文论著30多本。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众多美籍华人学者中，薛君度先生当属其中的佼佼者。

薛君度先生1922年出生在广州，1942年他在广东高中毕业时，在毕业考试中因成绩名列第一，被保送到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外交系学习。在该校学习期间，因军训成绩不及格，离开该校，后转入重庆朝阳大学法律系，那时的朝阳大学是一所以法科闻名的大学。在20世纪40年代，在法律界流传着一句这样的话：“无朝(指朝阳大学)不成院(法院)”。朝阳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1946年，薛君度在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离开重庆，经香港到新加坡，进入莱佛士学院(今新加坡大学的前身)攻读英国文学。莱佛士学院在新加坡独立前是新加坡最高学府，新加坡的许多政要显贵，都是出自该校。1949年，薛君度自费赴美留学，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学习，获该校政治硕士、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他还选修了中国近代史，为他撰写成名之作《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1959年，薛君度教授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并应邀担任斯坦福大学的政治系首任研究员。在该校工作期间，薛君度先生利用该校著名的胡佛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近代史的有关资料，进一步丰富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的资料。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该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他在该书中运用了丰富的资料针对史学界对辛亥革命时期许多有分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而且富有说服力的看法，扭转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研究辛亥革命史以孙划线的倾向。他的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哈佛大学著名的辛亥革命研究专家，《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起源》一书的作者史扶邻教授认为，薛君度的《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纠正了国民党官方史学的某些偏见，它是美国研究辛亥革命史学第一阶段的开始。该书的中文版，由薛君度先生中学时的同学，20世纪70年代任职于湖南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杨慎之先生译成中文，1980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以繁简两种字体出版。 此后，薛君度曾任香港大学、马里兰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柏林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还应邀担任美国黄兴基金会董事长，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顾问、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理事，俄国国际自然人文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和暨南大学的校董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 1971年以后，薛君度先生曾多次回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江泽民、叶剑英、邓小平、朱镕基、邓颖超、万里、廖承志、张爱萍等领导人的接见。 薛君度作为黄兴的女婿，时刻没有忘记发扬他岳父的革命精神。为此，他在20世纪90年代从大学讲台上退下来以后，积极创办了美国黄兴基金会，还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以及北京的欧美同学会中设立黄兴基金会讲座。黄兴基金会是为纪念黄兴先生而设立的，其宗旨除鼓励学者们研究黄兴与辛亥革命外，主要是为了支持国内外教育事业，促进学术交流。基金会的经费主要由薛君度、黄德华夫妇及黄德华的大姐黄振华等人捐赠，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友人的帮助。

薛君度的夫人黄德华1913年2月23日出生在长沙，其母亲系黄兴的结发妻子廖淡如。出生不久因“二次革命”失败，襁褓中的黄德华便随祖母、母亲及兄姐举家逃往日本，直到1916年，袁世凯倒台，全家才回到长沙。不久父亲病逝，小德华只不过3岁。少年时代的黄德华曾就读于长沙周南女校、益湘女校和福湘女校。后进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属高中念书，附中毕业后，黄德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经济系。

黄德华金陵大学毕业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南侵，不久南京沦陷，几十万南京居民死于日本军队的屠刀之下。此时的黄德华怀着一片爱国热忱，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抗战胜利后，她目睹父亲和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国民党撕毁了和平协议，悍然发动内战，痛心疾首，于是只身赴美，在美国纽约当了一名中文教员。此间，薛君度先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于是他们二人相识相恋。1952年12月，黄德华女士与薛君度先生结为伉俪，从此夫妻二人相依相伴，夫唱妇随，夫妻恩爱50年。

黄德华女士少时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深受父亲黄兴优秀品质的影响，牢记父亲为黄家所立的“笃实”的家训，为人正直，端庄贤淑，是一位“贤内助”。黄德华女士除善书画外，还做得一手好菜，也善于治家，整个家在她的主持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得薛教授几十年来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和繁多的社会活动之中。对此，薛君度先生始终对她的爱妻深怀感激之情。

黄德华女士晚年，因癌症多次动过手术，疾病的折磨虽然使她的身体日渐消瘦，但她仍然精神矍铄，原期望可以活到100岁，但不幸于2002年10月4日晨在家中跌倒，腿骨受挫，住进了医院。在爱妻住院期间，薛君度先生虽然也年事已高，仍然陪侍在病榻前，黄女士在他的照料下，于11月14日病愈出院，然而，她终于于11月25日在睡梦中溘然长逝。此时离他们夫妇金婚50周年纪念只差3周时间，为此薛君度先生万分悲痛，感慨长叹道：“庄子丧妻，潘岳悼亡，都有不朽之作，我悲痛之情却非笔墨所能形容。‘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足见他们夫妻情深之至。

长孙黄伟民：与体育结缘

黄伟民(1937— )民主革命家黄兴先生的长孙。黄兴先生的长子黄一欧的长子。曾任第7至第9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湖南省委副主任，黄兴基金会会长，湖南省海外联谊会理事。一生主要从事体育教育事业。

黄伟民先生1937年12月出生。1957年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入长沙市经武路小学任教。1964年开始任湖南体育大队教练员，1973年调长沙市北区体校教导主任，教导员，直至退休。

黄伟民先生之所以终身选择了体育事业，显然是受到祖父黄兴的影响。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时候，黄伟民先生将这秘密告诉记者说：“我的祖父还是一位体育活动的爱好者和提倡者，他老人家曾经说过：‘不遍地理，无以知天下大势;不习体操，无以强身而有为。’”他还告诉记者，祖父黄兴从小就爱好体育活动，少年时代的他就经常与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爬山、游泳、钓鱼、打拳、下棋。祖父14岁那年，就曾拜师学习巫家拳，青年时代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时，十分注重兵法的学习和体操训练。留学日本东京弘文书院期间，祖父常去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还获得过不少奖。

黄伟民先生还告诉记者说，当祖父立志投身于革命的时候，他就将体育作为培养和造就革命力量的重要手段之一。早年黄兴还曾当过体育教师。1903年，29岁的黄兴从日本回国后，执教于长沙明德学校师范班时，就曾在附设的小学里担任体育教员。其后还在湖南民办第一女校当过体育教员。1908年，黄兴再次东渡日本时，在那里发起成立了大森体育会，并在其中任体育教员。

黄伟民先生虽然没有见过祖父，但他少年时代就从父亲黄一欧那里得知祖父是个体育爱好者，早年还当过体育教员。受祖父的影响，身强力壮的黄伟民先生早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位体育爱好者，只要学校有体育比赛，他总要千方百计地参加。1954年，黄伟民进入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是个学校出了名的体育积极分子。在校期间，他还特意选修体育课，这就为他日后成为一名体育教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受黄兴先生的影响，黄兴后人爱好体育的不少。早年移居台湾，已经去世的黄兴的大女儿黄振华早年就毕业于南京的体育专科学校，一生也是一位体育爱好者。黄伟民先生的爱人20世纪60年代初期，曾经是湖南省体委直属队的篮球队员，而今退休后，仍然爱好太极拳、太极剑等体育活动。黄伟民先生的儿子，从小在学校里就是一位体育积极分子。他们一家简直可称得上是体育之家。

作为民主派人士、全国政协委员，黄伟民先生时刻关心国家，关注民生。为了祖国统一，他利用祖父黄兴在台湾的一群友人的关系，赴台湾做了不少两岸之间的民间沟通工作。作为政协委员，他多次在全国政协会上献言献策，提出过全国农业化，正确行使法律、加强矿山开采安全的提案，确保人民身体健康、在全国开展卫生食品整治以及更大程度开放口岸，建设国际口岸以及加强人民的综合素质等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