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一）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假如没有千禧年左右的那场风波，我家或许会是另外一副光景吧。

那时，父亲正在厂机关党办担任办事员。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企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国家一声号召，千百万员工纷纷下岗，自谋出路。而当时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却像个油泼不进，水滴不进的铁牢笼。任凭外面风吹浪打，里面的人依旧闲庭信步。“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这样的民谚足以说明，人浮于事在中国的各个机关单位绝对不是个例。

上世纪的后几年正是煤炭市场最疲软的时候。无证小煤窑的存在，三角债的盛行使得国有大中型煤矿丧失了成本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举步维艰。一度，父亲的工资只能按70%发放。我那时又打算上寄宿制初中，对家里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对父亲说：“听说你们单位车间基层领导岗位待遇还不错，要不你给你们领导申请一下去车间工作吧？总这么在机关混日子也不是事儿啊！”

父亲同意母亲的看法，于是给上面写了申请。半个月后，一纸任命下来，父亲被任命为某车间主任。

刚刚到任时，父亲对工作兢兢业业。原先他可是厂里有名的，爱干净的“小青菜”，那时却时常穿着工作服和厚厚的胶鞋奔波于几个厂房之间，搞的满身又是汗，又是油。他与工人师傅们同吃同喝同劳动，有时机器坏了，需要检修，父亲就亲自到第一线盯着，不时向周围的师傅们请教着有关技术的问题。实在太累的时候，他就在车间厂房休息室的长椅上躺一会儿。

（二）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父亲就发现了一个可以为员工增加福利的好点子。

经过提纯的原煤时常留下一些煤泥，过去这些煤泥经常被当作废料弃之荒野，被风吹日晒，极大地污染了环境。而这些煤泥恰可以作为蜂窝煤的原料。在当时煤炭行业并不景气的情况下，若把每天产生的煤泥卖给蜂窝煤厂，再用换来的钱补贴大伙的家用，岂不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说干就干，父亲一方面积极出面联系厂家谈判，另一方面，向厂领导汇报这件事。不久，厂方就和一家有资质的蜂窝煤生产企业达成了协议。

可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发现，原来堆积成山的煤泥，时常在半夜莫名其妙的减少。“没家贼引不来外鬼”，父亲经过长时间的明察暗访，果然发现车间的一名中层干部悄悄把煤炭偷运给另外一家没有资质的蜂窝煤生产作坊。

于是，父亲私下开始找那位“问题中层”谈话，坦陈过去的事他可以既往不咎，但今后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再发生。那“问题中层”在父亲面前唯唯诺诺，连连称是，可是背地里依然隔三差五地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终于父亲忍无可忍，在又一次抓住问题中层偷运煤泥的事情后，忍无可忍，在班前会上点名批评了那位“问题中层”……

半个月后的某天，父亲的工作忽然就忙了起来。第一天他托人说自己要加班，第二天他又说到年底了，生产任务跟的紧；第三天，他依然说自己要加班。这终于引起了母亲的怀疑，于是到父亲单位去找父亲。

父亲果然不在单位，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脸上一片淤青，胳膊上缠着石膏，腿上依旧有斑斑血痕。

显然，父亲被人打了。那天他值班，吃过晚饭回单位的途中，忽然路边冲出十几个彪形大汉，把父亲的头蒙上。一顿乱捶…。就这样，父亲不省人事地在路边躺了好久，才被好心的路人送进医院。

母亲看着病床上的父亲，只是哭。公安机关说，没有切实的证据证明父亲到底是被谁打的。厂里的几个领导腆着肚子，纷纷来看父亲，对他的遭遇表示深切同情，然后话锋一转：“这事儿发生在厂外，算不上工伤。您也知道，厂子目前正处于困难时期，当然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只能报销您少量的医药费。您是老党员了，也算是厂里的老员工了，组织替您想，您也要替组织多想想啊……”

病床边，母亲在呜咽；病床上，父亲一声长叹。

（三）

2000年是龙年，年初，国家有关部门开始了对小煤窑的全面整顿。煤炭市场的情况大为好转。而恰恰是在煤炭市场刚刚“龙抬头”的五月，父亲却被降了职。官方给出的原因是民主评议干部不合格。而顶了父亲缺的，不是别人，恰是那个被父亲批评过的“问题中层”。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电闪雷鸣的夜晚，父亲接到一个电话，知道自己被降职的消息。他手一哆嗦，电话机的听筒狠狠掉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夜空中，一道闪电袭来，紧接着一声惊雷，大雨像憋了好久，顷刻倾盆而下……

雨后的清晨，我陪父亲去广场上散步，我“小大人”一样地劝父亲：“下来了就下来了吧，‘无官一身轻’！”

我至今仍记得父亲那天早上的眼神，那是一种怎样的无助啊！忧郁中带有彷徨，彷徨中夹杂着迷惘。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可人到中年竟这般颓唐。雨后的空气浸透了脚下的土地，泥泞的草坪上留下父亲深深浅浅凌乱的脚印。

一向温和的母亲也终于忍不住了，“去告他！我都不相信，这么大个中国就没有个能说理的地方！”

父亲不说话，只是一支又一支抽着香烟。

暴风雨过后，生活复归平静。时间，或许时间才是治疗一切伤痛的最好解药。然而，有些痛苦，虽然大家都不愿意去触碰，凝结在深处，一旦触碰了，却成了永难释怀的创痕。

终于，多日的平静之后，端午节的黄昏，母亲和父亲因为琐事红了脸。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当双方终于把陈谷子烂套子的事儿摆在桌面上的时候，父亲终于忍不住了，夺门而去。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时钟滴滴答答地走着，空荡荡的房间里，我和母亲沉默着，沉默着……

九点半，十点，十一点。

母亲开始着急，下楼去找父亲。远处传来一个醉汉的哭声，凄凉哀愁，是父亲。我和母亲奋力把父亲搀回家，他像个受了莫大委屈的孩子，含混不清地说：“你总说让我去告他，去告他，我得能告得赢他啊！他爸爸是局长……”

那个端午节是我过的最窝心的一个端午节，没有粽子，没有鸡蛋，只有一地鸡毛的家庭琐事。

（四）

父亲所说的那个“他”，是他的一位老领导。

时光倒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父亲意气风发，初来这样一个还在筹备阶段的，只有六个人的选煤厂。父亲的文笔不错，于是就被留在厂矿担任某领导的秘书。这一干，就是八年。

那场风波过后，父亲隐忍下来，在工人的岗位上继续勤奋工作。

直到七年之后，事情又一次有了戏剧般的变化。

2007年，那位领导的局长父亲不幸与世长辞。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那位领导终于因为经济问题进了监狱。

很多问题自然浮出了水面。那一年，指使那位“问题中层”买凶打人的是他，修改民主评议结果，罢我父亲官的也是他。他，众所周知的身份是厂里的重要领导；而鲜为人知的身份，恰是那家问题蜂窝煤作坊的股东和投资人。

监狱里，老领导要求见一见父亲。父亲欣然应约。老领导抚着父亲的手，连声赔不是，说自己当年真是利欲熏心。总之，和电视上长放的那些“贪官忏悔录”别无二致。

父亲看着他，目光凝重呆滞，只是沉默……

几年以后，我曾经问父亲：“你恨他吗？”

父亲说：“曾经恨，但是现在不恨了。他女儿那时在英国留学，花费很高，以他当时的收入水平，绝对是支付不起的。哎，他当年也是为了孩子啊！”

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是可恨之人呢？有时是不是真的也有可怜之处呢？

（五）

为响应国家干部年轻化的要求，按照厂里的相关规定，车间的干部四十五岁以上“一刀切”。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动荡，父亲早已过了那个年龄，官复原职已经不可能了。

厂里来了一位新领导，听说父亲的遭遇后，执意给父亲在机关安排一个轻松一点的岗位，被父亲婉言谢绝了：“现在年轻人脑子灵活，只是又丰富，这些岗位还是交给年轻人去做吧！”

我诧异地问父亲：“进机关工作多清闲啊！没有公务的时候，看看报纸，喝喝茶水。又是你的老本行，轻车熟路，多好啊！”

父亲深深吸了一口烟，沉默良久，仿佛是在喃喃自语地说：“年轻人戒之在色，中年人戒之在斗，老年人戒之在得。”

这下轮到我沉默了。

如今的父亲依然在平凡的岗位上忙碌着。原先那些在机关工作的同事们大多都发达了。偶尔在一起吃饭，父亲也越来越插不上话了。渐渐地，父亲只好“只带耳朵去”，久而久之便成了宴席中的边缘人。于是，他们和父亲之间便疏远了。

而父亲的朋友圈里多了很多朴实的工人师傅。父亲时常和他们有说有笑。有时，我也会很烦父亲那油乎乎的工作服上汗渍渍的味道。每当我埋怨他的时候，父亲总是自我解嘲道：“哎，当年那个干净的‘小青菜’，现在变成‘烂白菜’了。”

只是，在两极分化，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情况下，父亲的工资待遇依旧难有提高。原来父亲在机关工作，母亲在企业的学校时，父亲的工资比母亲的高。每当他俩红脸时，父亲尚可以趾高气扬。而如今，母亲的学校划归市教育局直接管辖，工资待遇自然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父亲的工资却增长缓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于是家里的财政大权自然牢牢落在母亲手中。但父亲似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常说：“钱交给你妈，我放心！”

他这话是不是真心的，天知道！

（六）

前几天给家里打电话，母亲向我告状说：“你老爸最近应酬很多……”

于是，我给父亲通话，嘱咐他出门在外，少喝酒，多吃菜。

老爸万分无奈地像我“诉苦”：“没办法，像我们这么大岁数的人吧，不是儿女结婚，就是父母过世，每个月红白喜事又特别多。你老爸我人缘又好……”

不知怎么，当他说到这些的时候，心灵深处的某个部分刹那间被刺痛了。

思绪不可遏制的蔓延开来。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坐在煤油灯下，捧着红宝书刻苦阅读的少年，那是年少时的父亲。南京市下关区学习“毛主席语录”积极分子是他最好的奖赏；那个教导我写作要言之有物，切记空谈，字斟句酌帮我修改作文的身影，那是中年时的父亲；那个一听到红歌就激情满怀，夏夜每晚必到文化宫高唱红歌的身影，这是现在的父亲。

有人说，父亲是山。我时常想，我的父亲像什么呢？他没有山的伟岸，没有白杨的挺拔。我想我的父亲像无底深海，就像电视剧《潜伏》片尾曲唱的那样：“在黑夜里梦想着光，心中覆盖悲伤；在软弱中忍受孤独，只为一个信仰。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对你的爱已无言。相信无尽的力量，那是忠诚永在……”

高三:芦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