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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一种民族的凝聚力。我们说我们中华民族有着爱国的传统，也即指作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其凝聚力特别强(作为其另一面则排它性也特别强)。仅就与诗词有关的若干事实来说便可见一斑。

屈原投汨罗江自沉以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形成端午吃粽子、划龙舟的习俗，这习俗跨越时空的限制，时无分古今，地无分南北，一切有条件的地方无不如此。再如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而牺牲的张巡、许远，后人建有“双忠庙”来纪念他，甚至象广东潮阳那些张巡、许远从未到过的地方，也有这样的庙宇。而西子湖畔的岳坟则留下千百首可以“下千年之血泪”的诗词佳作。这一点尤其反映在宋、明朝灭亡以后的遗民作品里。那种对故国的深切怀念之情，是不了解中华民族爱国传统的人难以理解的。

爱国主义在诗词中的集中表现是忧患意识。而具体说来则表现为升平时代的居安思危、国难当头时的扶危纾难以及亡国后对故国的缠绵依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这一忧患意识的极好注脚。

我国古代爱国主义另一特质是爱国与忠君的统一。《公羊庄四年传》云：“国、君一也。”古代君主，如果不象商纣、隋炀那样残暴荒淫，即使他昏庸无能，在诗人眼中也还是国家的象征。这样的诗作在爱国诗词中还是屡见不鲜的。如张巡《守睢阳作》：“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李白《司马将军歌》之：“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令孤楚《少年行》：“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岳飞《送紫岩张先生北伐》：“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陆游《金错刀行》：“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辛弃疾《破阵子》：“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直至明末郑成功之《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这种情况入清以后有了根本的改变，除少数明遗民诗人外，清代，特别是近代的爱国诗词中忠君与爱国则渐渐分家了。但身居高位的诗人作品中仍不乏这样的例证。如林则徐被贬往新疆伊犁的途中所作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仍云：“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忠君思想在君国合一的封建正统思想指导下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是不足为怪的。但对君愚忠还是应当批判的，岳飞在朱仙大捷，汴京指日可下时，放弃统一大业而屈死于投降派的屠刀下，便不足取。与之相比，文天祥于宋亡后，囚于大都狱中，已经投降元朝的宋恭宗赵也来劝降，他却宁死不降。这时文天祥已无君可忠，仍坚持民族气节，忠于自己的祖国，这就把爱国与忠君分离开来，这一分离是历史的飞跃。所以文天祥的爱国精神，是更足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