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的蚊帐

1962年，我妈第一次走出小乡村，背着被褥卷，搭汽车、转火车，从河南出发去武汉上大学。半个月之后，她写信给我姥姥：“同学们都有蚊帐，我没有。”姥姥回信：“蚊帐是什么？”

我妈详详细细写给姥姥：“蚊帐是一种很稀很稀的棉布，和床一样长一样宽，高度比两张床之间的距离多一些。”

没画图吗？蚊帐有一面是要开门的，不画图怎么说得清？已经荣升为姥姥的我妈，戴着老花镜在飞针走线改造购物袋，口气里有小小的得意：“当然说得清。姥姥可不是你，比你明白多了。”

就这样，那年新棉花下季的时候，姥姥纺线，织“很稀很稀的棉布”，裁剪、缝纫。暑假结束，我妈再上学的时候，行李里有她小小的自矜：她，也有蚊帐了。我和姥姥的蚊帐扯上关系，是30年后的事。那几年，我家三姐妹相继考上大学，三度治装，是笔很不小的开销，到了我，一切因陋就简。搪瓷脸盆是掉漆的，枕巾其实就是毛巾，还有这一床蚊帐，我妈给我的时候千叮万嘱：“这是我上大学时姥姥给我做的，你爱惜着点儿。”

我接受它，像五四“文青”娶指腹为婚的童养媳，打心眼儿里就不想要。它小，和单人铁架床严丝合缝着，本来就狭小的床铺，给这么密不透风地一 笼，我恰如被抢亲的祥林嫂，五花大绑在花轿里，轿门一开，人就倒出来；它孔眼大，疏疏落落像蒸馒头用的笼屉布，充满了“只防大蚊不防细虻”的君子作风；最重要的是，它太旧了，土布已经灰得发黑。它在我头顶上，穹庐似天，阴阴欲雨。全寝室女生的蚊帐都洁白如雪，只有我的毫不客气地给大家抹黑。

有一次，一个外班女生来寝室逛，我听见她向人打探：“那是谁的床？看着好脏。”

“脏？”我很愤怒，却没法向人解释：它不是脏，只是积了太多水洗不净的历史尘埃，是故纸堆、旧窖藏、米烂陈仓的色调。

它很快就裂了大口子，大概是被我一屁股坐上去了，布质已朽，经不住我的体重。我带回家给我妈过了目：确实不堪用了。于是，弃之。

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抛掉了这世上最后一件沾有姥姥手泽的事物。

上大学是不是非得有一床蚊帐？我妈当年的行为，算不算虚荣心作祟？我猜姥姥没想那些，她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没有，这不丢人，人家有，我妮（女儿）也可以有。

输人不能输阵，在她能掌控的世界里，姥姥尽其所能，竭尽所有。她的爱与尊严，全在这一针一线里。

我妈，从学生到人妇人母，从武汉到东北再到武汉，走过多少城市又换过多少住所，八千里路，云来月往，她一直带着这土布蚊帐，到最后给了我，是希望它发挥最后一次余热吧。它果然做到了，物若有灵，也算死得其所。

而我，长到很大，才知道我家其实一直很穷：两边老人，三个孩子，无数沾亲带故的农村亲戚。但我从不曾感受过穷。该有的家具我家全有，是我爸做的。我长期穿姐姐们穿剩的衣服，我妈硬有本事把它们处理成华美的绲边。我的大学同学记得我背过的牛仔书包，时髦得紧，也是我妈的手工。她为我们打理一切，正如她的母亲为她。我在物质上明明是贫瘠的，我却从来不曾感觉到寒酸卑微。贫穷不是耻辱，但活得不体面才是。展示匮乏如同展示结痂的创口，非我家风。

现在我也做了母亲，不会任何针线活，我妈安慰我：“你会写文章。” 我唯一的骄傲是：我与我的母亲、我的姥姥一样，都是非常勤勉的女子，愿意勤扒苦做，只为了让人生更丰盛富饶。

是的，姥姥的蚊帐，我的文章，都是我们能给子孙的、含笑而略带酸楚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