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红领巾

小时候，由于我家里成份不好，入队难。

出身好的同学小学一年级就入了队，戴上了红领巾，心里真是羡慕不已。

乡下每年六一节以后要放麦假，学生升级。因此，每年六一都要发展一批新队员。新队员要在六一节活动会议主席台上集体宣誓。由校长讲解红领巾的光荣传统，红领巾的象征。由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很让人感受鼓舞。每次发展新队员，在班里的推荐，我都榜上有名。可是红领巾总是与我无缘。有时我也怨恨自己的出身，暗中哭鼻子，可是这是我能自己决定了的吗？

我读小学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学校里也上行下效，时常举行活动，召开大会。开会时，以班级为单位排列，戴红领巾的队员排在前面，没有红领巾的学生在队后。主席台前常是一片火红的海洋，至于远离主席台的角落就不被注意了。因此，开会也常是比赛红海洋的大小，有无黑角落的活动。班里一片红，老师，同学脸上有光，感到自豪，被人仰视。所以，我等“落后分子”常惹红领巾们抱怨。

不管我学习怎样好，老师同学评价怎样高，就是入不了队。走在路上，遇到老师，一声“老师好”后，红领巾们行起了标准的队礼，而我只能鞠个躬而已，很有些另类。因此，梦里都想也能向尊敬的老师行个队礼。

在班里，由于我“文武双全”，每年的六一节活动非我莫属，节目总少不了我，这也是我为班级争取名誉的时候。记得我上三年级的六一节，女文娱老师为我班编了一个《小蜡笔》的节目，由我与村大队书记的女儿，我班班长一起表演。经过多次排练，反映不错。于是，校长决定把这个节目作为学校代表，去全镇庆六一大会比赛。为保险起见，校长请大队书记提意见。书记说：“节目很好，就是把那个没有红领巾的孩子换了吧。”校长反复说：“这个孩子是个好学生，表演好，换人来不及。”最后，还是文娱老师想了个法子，把我班生病请假在家同学的红领巾借给我用一天。

比赛那天，我发挥得非常好，受到全镇老师同学的好评。节目理所当然被评了第一名，但是，后来只有女班长被奖了一支笔和一本本子，没有我的份。第二天，生病的同学来到学校，非要问我要回他的红领巾不可，我紧紧抱着红领巾，就是不给，同学只好告到了校长那里。虽然我恋恋不舍，但借人的东西是应该归还的，后来我还是哭着还了红领巾。以后，梦里我常梦见我戴上了红领巾，高兴地向老师同学行队礼，在台上表演节目。醒来却只有哭鼻子。

到了小学五年级，全班就只有我一人没入队了。班主任为了不伤我的自尊心，也为了全班的荣誉，每次学校里集会活动，总找一个借口，让我请假回家。1979年夏，我即将小学毕业，升初中。初中要到离家很远的镇上住宿读书。六一节全校开会，欢送毕业生，我忽然听到新发展的队员中有我的名字，只是这一年新队员不再上台集体宣誓，也不再发红领巾了。在小学最后的时刻，我终于入队了。现在我可以对老师同学行队礼了，我简直欣喜若狂了。我兴冲冲跑回家，向家人报告这个好消息。家人都为我高兴坏了，记得当时母亲还为我专门煮了一个鸡蛋庆贺。

我升了初中后不久，就因年龄大而退队了，也才知道了我入队的经过。我最后一任班主任是下乡知青，很有学问，非常欣赏我的才华，加之他的家庭成份也有些问题，可能是同病相怜，他与校长拍了桌子，极力推荐我入队。他甚至跟校长发誓说，他教的这班学生将来如果能出一个大学生，那便是我。果不其然，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成份问题逐渐弱化。1985年我参加了高考，成为所在学校高中部应届毕业班第一个大学生，成了国家干部。而当年曾极力推荐我入队的班主任老师却因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没能看到他的预言的实现。

我后来的工作生活比较顺利，我为自己曾是一名少先队员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