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篇一：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读《五百年来谁著史》，比较之前读过的《金融的逻辑》，陈志武只看到“官民对立”，而看不到韩毓海说的“官吏对立”，所以他才会说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但他的一些说法和建言，恰恰不会让底层小民富有，反而是助长了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新左派的理解和建言更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五百年来谁著史》是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事件，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韩毓海说，宋、明、清之体制，官常有升迁、有调防，而吏却是永不升迁、无调防，这势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中国的体制问题是“官”管不了“吏”，而不是“官民对立”。

又读《从历史看时代转移》，许倬云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谈到宋朝的政治，他说：“宋朝的文官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另一类是‘吏’。“官”是读儒家经典长大的，接受一般的通识教育，并没有专业训练；而‘吏’则是无法当官的人，大都由父子相承，这些人有专业的经验却没有了解全盘的运作，并长期霸占在某些特定机构中，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拒绝改变。因此，就在“官”没有专业，而“吏”拒绝改变的情形下，使得这个政府根本无法进行变法。

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说到：“倘若说500年来中国体制中没有好东西，中国革命形成的体制是一团漆黑，非要拆了故宫建白宫，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律打倒，乃至非要刨了祖坟而后快，这是不懂自己的历史，这也就是割断自己的历史。”

历史学家许倬云纵观东西方历史，也有感概，他说：中国的情形相当特殊。许多问题不能单纯的归咎于文化的特性，毋宁说是历史背景的总和划下历史的特殊轨迹。

【篇二：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五百年来誰著史》是北大新锐学者韩毓海的思想讲义著作，出版以来一方面广受热捧，一方面又备受争议。作者从金融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明清500年兴亡史。有人认为，作者通过本书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也有人认为，经济是民生之本，货币对经济有作用，但这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全部。甚至有人认为，“韩教授一会儿用技术性分析取代历史现象的定性分析，一会儿又用简单论断来代替必需的数据分析，用这样的‘学术工作努力’来横扫一个学术领域，就难避‘无事实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的嫌疑。韩教授在本书绪言里说‘这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也可能谈不上’，大概是为了谦虚，却不失为自知之明。”

我想，韩毓海是国内鲜见的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本书行文有意针对时下热点话题，把视野引向基层，引向世界，引向大历史，可见作者意在让普通民众也能看清国际金融动态，以及中国的应对和走向。这个出发点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作者的观点也许失之偏颇，但是起码能给社会学界和历史学界提供一些思考和借鉴的问题。

我对历史研究很少，对金融更是知之甚少，所有的历史与金融学知识，都无非是教科书上给的那一点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地模糊不清。看到本书，首先是眼前一亮，接着就深感其大气磅礴，汪洋恣肆，的确是别开生面之佳作。对于别人的评论，或褒或贬，我都不敢妄加议论。我只是从侧面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感触。

首先，我认为，人是需要学一些历史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宝库，有许多我们需要或者能够用得上的东西深藏其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管你做什么学问，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只要你从历史中去寻找，从历史中去挖掘，或者用历史来印证，都会得到你需要的东西。当然，历史是一个多棱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得到的影像不同。历史还是一个万花筒，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看到的影像也不同。但是，不可否认，正是因为这种不同，历史才值得人们去研究。

同时，我认为，这本书给我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人需要有一些金融或者经济的常识。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也是商业社会，没有一定的经济头脑或者商业头脑，从小处来说，经营不好自己的生活，从大处来说，经营不好自己的事业。对于一个企业负责人来说，懂金融懂经济的意义更大。构建一个企业的经济框架或者从金融的角度来经营一个企业，不懂这些知识是不行的。我是一个文科出身的人，虽然学过一年的工商管理，但是，对于经济学金融学，还是兴趣不大。看来以后得加强自己这方面的修养了。

还有，我认为，做学问，一定要敢于标新立异，不怕别人的热潮冷风。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人们听不到你的声音。说一些不同的观点，喊出自己的声音，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不过，这种标新立异一定要建立在自己扎实的研究基础上，不能胡言乱语。同时，在现代社会，做学问不能做书斋学问，要和现实联系在一起，才会引起大众的兴趣。象牙塔的学问也是需要的，不过，这种学问需要耐得住寂寞抗得过清贫的人。你能做到吗？

五百年来谁著史？千万年来谁著史？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对小我或者家国的责任感，而是对世界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想，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了。

【篇三：五百年来谁着史读后感作文】

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世界文明的引领者，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包括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内的十八世纪欧洲主流经济学家都曾认为：中国代表着一条自然、健康的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积累道路，这条道路可以通过分工的扩大、市场的发展、贸易的增加，推动形成一个健康、自然形态的世界经济体系。

但近代百余年来，中国经济却落后于西方国家。韩毓海先生的《五百年来谁着史》一书使我对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与互动有了初步了解。作者“以中国为本位”观察和描述了近500年来世界历史的变迁，他没有进行简单的史实堆砌与观点呈列，而是分为“漫长的16世纪”和“漫长的19世纪”两个阶段加以解读，紧紧抓住“国家能力”这一点，从社会组织、财政金融两个层面对中西方500年间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国家能力的形成加以比较、分析、思考。作者认为，“近代欧美文明之所以兴盛的核心原因是，军事强权与金融强权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经济霸权以至于文明霸权”。

“在中华文明中，究竟是做一个‘大人’还是‘小人’，并不是由权势、地位和财富来决定的，更不是由性别和族裔来决定，而是由胸怀、担当和视野来决定”，有目共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迅速成为了一个经济强国，世界大势，浩浩荡荡，无论有多少险阻，人类始终在前进。回眸历史，横看东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的是真正的大国崛起，而非一时表象的“大国乍起”。百姓安居乐业，人民生活幸福，才有底气说崛起，才有底气谈复兴，而当今的中国正在一条健康的道路上，实现着可持续发展，并得到世界的尊重。

【篇四：读《五百年来谁著史》有感】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古人的话语向我们透露出读书是改变自身境遇的一条绝佳出路，用现代的话来讲即知识改变命运。

近来，我认真阅读了省委书记袁纯清同志到我省山西上任时推荐给全省各级干部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原本打算从网上搜一下浏览浏览，然而在看了几段之后便感到这是一本需要把它捧在手上详细阅读的书，于是便到书店买来详读。记得以前读过一篇关于读书方法的文章，其中提到了“狼莽牛猫”四种读书方法，《五百年来谁著史》就是这样一本需要我们像猫吃东西一样，一点一点细细的咀嚼、品味其中的奥妙与精彩的书。作者在书中所引用的资料之丰富、看问题的角度之新颖、分析问题之透彻，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认知外延。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曾经拥有2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拥有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然而，为什么到了近代发展慢了下来？为什么列强架几尊大炮便可随意要挟我们？为什么我

们的国家坠入了屈辱苦难的深渊？以前，我们总是归因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和中国封建政府的腐朽无能。久而久之思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问题有了标准答案，我们对近代挨打落后的原因便不再深入研究思考。

然而，一位学者通过大量的史实和近年来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另一个角度对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

【篇十一：《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历史上一直非常遥遥领先的中国，曾经拥有2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为什么从1840年开始，却坠入了屈辱苦难的深渊？以前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除了扼腕痛惜之外，被告知的原因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和中国封建政府的腐朽无能。

而今，韩毓海，一位北大学者，却通过大量的史实，并引用近年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建立在缜密基础上的论证，揭示了一个真正的原因，那就是“500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货币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垄断。”洋洋洒洒29万字的《五百年来谁著史》，就是通过大量的论证告诉我们，由于中国明清两朝一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而且在银储备非常短缺的情况下“鬼使神差”地确立了银本位制，从而将国家的金融经济命脉拱手交给了外国资本主义；同时由于明清两朝实行“无为而治”的“文化大一统”，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外藩满足于文化上的认同，而不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力控制；国家对散布在基层城乡的亿万小农缺乏强有力的控制和组织能力。所以，这个表面上繁荣的庞大帝国，经不起1840年的轻轻一击，从此开始了分崩离析的命运。

倘若仅仅为了告诉我们上述这些，这并不是《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本书的价值所在。韩毓海把剖析的利刃同样对准了“漫长的19世纪”，对准了素来被史书描绘成科技发达、民主科学理念立国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作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实，剥下了长期以来笼罩在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头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作者告诉我们，1648年，当清王朝入主中原，奠定了220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帝国的时候，欧洲才通过《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200多个小国混战不休的局面。而欧洲3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正是建立在200多个小国混战的结果之上，通过不断地向民间金融资本借债，然后发动战争进行还债的循环史。绝非马科斯·韦伯等西方学者美化的那样，说什么地球上存在着对立的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以基督教为道义核心的西方文明远比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文明先进得多。

十九世纪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被西方史家描绘成科技推动欧洲主导的对人类道德谱系的重新书写，使得“武力征服和支配“成为19世纪欧洲道德的核心、法律制度的核心。然而，韩毓海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钻研精神，找到了被西方学者掩盖和美化了的真相：在“亨利五世（1387-1422）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的欧洲，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兴起，只能是大规模借鉴和引进中国、阿拉伯世界的科学知识的结果。那种认为单靠全欧洲修道院里不到100本的羊皮书就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这足以沦为天方夜谭，这种天方夜谭恐怕连“上帝“自己也不会相信。而深刻影响了近代生产力发展的蒸汽机车等机器的发明，也绝不是如西方史书所吹嘘的由天资聪颖的西方科学家研究出来的。

可以说，正是某些西方学者不顾历史事实，自恋式的研究和自说自话式的表述，才形成了把中国愚昧化、妖魔化的历史价值标准，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也对五四救亡前后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流毒不散。如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仍是西方列强把持话语权的世界，他们在人权、民主、贸易、国际法和全球化等方面实行双重标准，大肆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攻击谩骂，而刻意掩盖和避讳自身的血腥发展史。这样的论调也迷惑了相当一批中国人，以至于他们一提起西方的民主自由就馋涎欲滴。殊不知，《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本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起源和实质，是为了讨好市民阶级以发行战争公债，从而针对殖民地攫取更大的利益。

作为一名富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韩毓海在充分发掘史实和严密论证的基础上，从金融货币体系和国家能力这个新颖的角度，再次验证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把中国亿万农民发动起来，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由于西方反华势力的努力，和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精英的配合，在目前的中国存在着一股非常不好的思潮：有些人一看到“毛～泽～东”这三个字就大倒胃口，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被蓄意描绘成一片漆黑、一无可取之处。然而，韩毓海却以无懈可击的论证，再次揭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搞建设，在八面封锁的恶劣环境下，建立起独立的金融经济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这种历史必然性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无可抹煞的基础作用。

上面所提到的那种非常不好的思潮，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有些人一看到为新～中国自力更生和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作者和著作，就破口大骂，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恨不得这个被他们认为一无是处的“又黑暗又落后”的中国被美欧彻底征服才算解恨。而我们一些富有正义感和爱～国良知的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尽管对这种观点和这种汉奸走狗深恶痛绝，但是却因为掌握资料的有限和史学思维的不足，而只能基于义愤与之接口对骂，从而被贬损为愤青。做一名爱国愤青固然光荣，但是，韩毓海却不是这样的愤青，前面我已经说过，他的辩驳是完全建立在掌握史料之丰富、论证之严密、推理之精当的基础上的，与愤青言论的浅薄无知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为真理之光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

这本书的书名起得非常有深意。五百年来谁著史？从公元1500年到现在，主导世界价值标准的恰恰是西方列强，而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的中华民族，如今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拼命”地屈就西方确立的贸易标准、人权标准、全球化标准。而西方为什么能够取得标准的制定权？依靠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血腥掠夺与侵略。作者在无情揭露这一事实的同时，以优美的文笔赞美中华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广博的包容力。作者“隐晦”地预示：未来能够主导世界价值标准的，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

一本好书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五百年来谁著史》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最初我是从孔和尚的博客上看到他推荐的。由于一直以来对愤青的正气有余而深度不足的印象，所以一开始我对这本书并未能引起太多的注意，只是抱着在网上浏览几页的态度。然而，几页过后，我便立即通过网上书城下了订单。就因为通过浏览那几页，我感到这不是一本泛泛浏览的书，它是值得我无论是端坐在书桌前，还是倚在床头灯下，都精心阅读、思考、甚至必须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做笔记的好书。这本书所引用的国内外学界的资料成果之丰富，极大地拓展了我这个知识贫乏的读者的认知外延。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对于书中引述的其它著作和观点，不惜放慢阅读速度也要在网上搜索而获其概貌。所以，韩先生的这本书读下来，就阅读量而言，并非仅仅这一本书而已。

韩毓海通过这本书不仅向我们揭示了诸多的历史真相，而且他以自己的观点和著书的行动，告诉我们，“在中华文明中，究竟是作一个‘大人’还是‘小人’，并不是由权势、地位和财富来决定的，更不是由性别和族裔来决定的，而是由胸怀、担当和视野来决定的。与欧洲文明不同，在中国的宇宙观和社会观中，‘自我’从来不是孤立的。因为‘己’的上面有家，家的上面有国，国之上而有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就是超越小我而达致大我的社会进化之道，这就是摒弃自私自利之心的成人之道，以此命令中国人去追求作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对人民有利的人。”

【篇十二：《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书。也许同韩博士以前研究文学有关，虽是一本讲历史的书，但文字和叙述并不枯燥；也许同韩教授还从事教学有关，虽然也引经据典，但学究的书斋气也不很重。孔庆东教授把韩毓海的这本书与摩罗的《中国站起来》放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我在摩罗《中国站起来》一书的封底有一段话，其中写道：“中国5000年历史应该重新书写，摩罗先生的《中国站起来》走出了第一步。”事实上，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的确也是重新书写中国历史这一努力的成果。从时间上说，摩罗的书出版早一点，韩的书晚一点，算是我没说错。

重新书写历史，并不是说又发现多少新的史料，也不是说以前的历史都是故意搞错，从而被隐瞒了真相。历史的事实，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实际上都一直存在，我们今天并没有比过去的人们掌握更多的历史素材。重新书写历史的关键是我们的立场，是我们看待历史的角度，是我们评价历史的基础理论思想体系和价值倾向。之所以把摩罗的书和韩毓海的书放在一起，是因为摩罗告诉人们，一百年来，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出现了严重偏差，这种偏差不改变，对历史、对现实的结论就容易错误，历史对我们的影响就很难发挥积极的意义。而韩毓海的书，不是像摩罗先生一样力图纠正这种偏差，而是已经抛弃了以前形成的定见，索性自己找了一个新角度，重新解读已经发生的历史，从而得出与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并不完全一样的结论。

书的副标题是“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先说说副标题里的“1500年以来”。这个“1500年”不是指由今天倒推1500年，而是指西元1500年，换句话说，这个“1500年”就是人们常说的西元1500年以后西方崛起的500年历史，大致就是哥伦布航海以后到今天的历史。与自然界相比，人类的历史是很短暂的，当我们说恐龙称霸地球后是人类主宰世界，人类百万年的历史就这样用一个词概括了。与个体生命相比，人类的历史又是很漫长的。“恐龙时代”四个字包含了大约一亿年，其中又分成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等等历史分期。人类历史也一样，为了方便了解历史，人们也把漫长的人类历史分为各种阶段。例如，中国历史以朝代来做分期，这是一种相对客观的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来分期的方式。还有把人类历史分为现代、近代、中世纪、古代、远古等，这种方式包含了对于每个分期概念的人为解释，例如，现代与近代究竟是时间上的差别还是本质上的差别？显然，每一种历史分期都有不同的理论依据。用西元1500年来划分历史，也是一个历史分期的方法。这个历史分期法首先由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提出，它的依据很简单：西元1500年前，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们大致都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中各自生活发展，即便有来往，来往的程度也很有限；西元1500后，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地球上各个地方的人们来往和联系日益频繁，地球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终于形成。因此，不管韩毓海这本书是否借鉴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历史分期观念，至少在历史时间表上，是与之一致的。

我在以前探讨郑和下西洋的文章里，提到过以西元1500年来划分历史，在它之前，是最伟大的郑和航海，它彷佛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它之后，是以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等一批西方航海家的探险历史，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为什么要说以西元1500年来划分历史的方法？因为，这个历史分期法很简单，人类历史只是在这里一分为二，它与其他的历史分期不同，因而也会得出与其他历史分期不同的结论。例如，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历史分期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也称为历史进步论，这种分期的主观性比现代、近代的分期法更强。韩毓海的书分为上篇和下篇，分别讲述明朝和清朝的兴亡。由此我们要讲到副标题中的“中国与世界”。

按照历史进步论，明朝属于封建社会，与之对应的欧洲属于资本主义早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群各有归类，清朝也类似。在历史进步论的预定理论框架下，明朝与欧洲的关系，已经不言而喻地摆明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位置。但是，韩毓海的书没有按照历史进步论的既定观念将历史事先归类，而是用西元1500年前后“隔绝的世界”与“整体的世界”这样的分期法来看待明朝与欧洲与世界，因此，韩毓海较大限度地摆脱了历史进步论业已形成的固有观念。由此，我们在他的书中发现，明朝与欧洲相比，并不是像历史进步论描述的那样，一个是落后的封建社会，一个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反而，在一种平等和系统的状态下，我们看到了明朝的文明与先进，欧洲的落后与野蛮；但同样也在平等比较之中，看到了两者日后发展命运不同的原因。而这种原因的探究和发掘，在历史进步论中是很难客观完成的。比方说，用历史进步论解读清朝灭亡很简单——因为清朝是封建社会，比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落后，所以它必定灭亡。这种解读等于是用历史进步论的结论代替了真正的原因探究，它并不能给我们提供清朝灭亡的真正原因。

这就是我所说的“重新书写历史”。五四以后的100年来，中国的学术思想已经深受西方学术理论的影响，把西方一些并不成熟的学术理论当作我们的金科玉律。对于历史来说，我们抛弃了司马迁、司马光等先辈形成的中国历史学术传统，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历史学术思想。事实上，斯塔夫里阿诺斯以西元1500年简单分期的观点也算是西方学术观念，但是，这个分期法有明显的好处：一是它与中国历史上以历史事件的自然发生时间来分期很接近，只不过从中国扩展到了世界；二是它抛弃了欧洲中心论。历史进步论之所以能够把历史分为一个个台阶，实际上它是对欧洲历史的总结归纳，并不适合欧洲之外的其他社会。然而，由于欧洲的武力强大，欧洲文化伴随着武力输出，使得欧洲的一切标准成为了全世界的标准，由此形成了欧洲中心论。其中，历史进步论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一个重要体现，它用从欧洲历史得出的结论，强行套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历史头上，就好比用非洲羚羊的生存规律来解释澳大利亚袋鼠的生活形态，往往只能导致错误百出的结论。

因此，摆脱欧洲中心论，是本书最值得称赞的一点。据我所见，在中国国内以最大的努力摆脱欧洲中心论来讲述中国历史的，并不多见，或者说很少见。除了某些很少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老学究，在同龄人中，韩毓海的新书到目前为止无疑是我看到的最出色的一本。韩毓海比老学究的长处在于，他并没有拘于中国自身，而是以世界的眼光，在一个整体中，重新看待被歪曲了100年的中国历史。与之相比，更多讲述历史的中国人，首先应该做摩罗的学生，学习如何才能摆脱欧洲中心论，学习如何摆脱自己的思想被西方思想控制，才有可能达到韩毓海的境界。如果说摩罗提供了一种正常思想方法的途径，那么，韩毓海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先走了一步。然而，历史浩瀚，摆脱欧洲中心论重写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无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毓海也只走出了一小步，但它是令人欣喜的一小步。

该书的编辑向我介绍这本书时说，韩毓海的新书是同我的一些观点的挑战、叫板，其实这位责任编辑说的不太对。在抛弃欧洲中心论的大方向上，韩毓海与我是一致的。在抛弃欧洲中心论重写历史的努力中，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才是重要的。因为，抛弃欧洲中心论等于抛弃了一百年来一大批既定的观念和结论，要重新审视历史、得出结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说抛弃了欧洲中心论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正确。因此，韩毓海的书对于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