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眼镜的女孩

雪天的纽约。59号公寓。

我从窗口望出去，正好能看见对面楼里舞蹈学校上课的情景。在大块的玻璃窗子后面，我的女儿正在给学生们示范爵士舞动作。

这群孩子里有一个戴眼镜的小女孩。每次开始上课前，她都会摘下眼镜，搁在椅子上，跟我当年一模一样。

我喜欢摘下眼镜的感觉。眼前的一切朦胧得美丽起来，所有锐利的线条，人的分明轮廓、物的棱角边缘，都消失了，代之以柔和的光晕；所有肮脏的细节也被稀释，所有的声音被过滤，渐渐低沉，渐渐温和。整个世界就像一个丝绒枕头一样，那么软，那么大，让我深陷其中并满足地入眠。

“又做什么美梦呢，卡特琳？”爸爸问我。“戴上眼镜吧。”我于是戴上眼镜，整个世界又回复到原来的坚硬、精确，正如它原本的样子，一点不曾被歪曲的样子。梦境烟消云散了。

我在纽约的一个芭蕾舞团当过几年的演员，之后，就同妈妈一起开办了舞蹈班。妈妈退休后，我独自经营了一段日子，直到我的女儿和我一起工作。其实爸爸也该退休了，只是他还没想好。这也怪不得他，我至今仍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做哪一行的，所以退休的事也就无从提起。现在他和妈妈一起住在格林威治的一间小公寓里。基本上，我们一家子没什么特别好说的，这样的人纽约多的是。唯一与众不同的是，我的童年是在巴黎的第十区度过的。

我们当时住在一个类似仓库的房子的楼上。每天晚上7点爸爸会把一楼仓库的铁门放下。就像一个乡下火车站的库房一样，那里堆满了箱子和盒子。每天都有人来寄放和寄发行李。除此之外，仓库里还有一个秤台很大的磅秤。

有那么几次，当爸爸的合伙人卡斯德拉先生不在店里的时候，爸爸会一动不动地站在秤台中央，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表盘。还有几次，爸爸会突然对我说：“要不要一起来，卡特琳？”

于是我上去站在他旁边。他的手搭着我的肩，似乎是在等着照相。我拿掉了我的眼镜，爸爸也拿掉了他的。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醺醺然，时间静止了，感觉十分舒畅。

直到那天爸爸的合伙人卡斯德拉先生撞见我们这一幕。“你们在干什么？”他大喝一声。醺醺然的气氛一扫而空，爸爸和我重新戴上了眼镜。“你不是看到了吗？我们在称体重。”卡斯德拉先生烦躁地走进了玻璃帷幕后头的办公室。

卡斯德拉先生是在妈妈离开后才来和爸爸一起工作的。妈妈是个美国人，芭蕾舞演员。她二十出头的时候随她所在的舞团来到巴黎巡回演出，并在那里邂逅了爸爸。接着两个人定下终身。结婚后，妈妈继续在巴黎的音乐厅跳舞。不过几年后，妈妈思乡成疾，回了纽约。爸爸答应她，一旦他处理好“生意上的事”，就去美国一家团聚。

每个礼拜，爸爸和我都会各自收到一封寄自美国的航空信。妈妈在每封信的结尾都写道：

卡特琳我的宝贝，来个紧紧的拥抱吧！

爸爸本来是请卡斯德拉先生来当秘书的。而卡斯德拉先生年轻时曾准备过文学学位考试，就这样成了爸爸的合伙人。他有事没事就喜欢教训人。他还喜欢宣布坏消息。一大早，他就坐在办公桌前面慢条斯理地看报纸。爸爸坐在他对面，摘了眼镜，听他用带着南部口音的腔调念灾难新闻和犯罪报道。

“你有没有在听啊，乔治？”卡斯德拉先生对爸爸说，“你总是心不在焉，逃避现实，戴上你的眼镜，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吧！”“非得这样吗？”爸爸问。

卡斯德拉先生的另外一个癖好是：挺着胸脯口授信件。有好几次，我看见爸爸无可奈何地在打字机上“叮叮当当”地敲着卡斯德拉先生口授的商用信件，却不敢——哪怕委婉地对他说其实这些信一点用处也没有。

不但如此，他对我也不放过，连我的作文他都强迫要念给我听写。还有一天下午，我和爸爸刚从学校回来，卡斯德拉先生硬要看我的成绩单。

到美国之后，有一个傍晚，我和爸爸在纽约中央公园散步时，问起他为什么给卡斯德拉先生那么大的权力，甚至让他干预我们的生活，包括支配我们听写、教训我们道德规范等。

“没法子，”爸爸说，“他曾经在危难的时候救过我。”但是他不肯说其中的细节。我只记得有一回，卡斯德拉先生冲爸爸嚷道：“乔治，你应该不会忘记，让你免除牢狱之苦的人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卡斯德拉先生结识爸爸之前，是一所郊区中学的法文老师。他还借爸爸对他曾经出过几本诗集的敬重，占了点小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