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从桂林到西安

人倍感空虚的时候，常常需要精神上的粮食补充营养，许多人选择读书。喜欢书的人常常是不知饱足的，读的书越多，反而越感空虚，大抵像蚕宝宝吃桑叶一样。然而，必定有清醒的书虫的，他们明白投入需要产出，在这一亘古不变的经济学常识作用下，几只虫子把触角伸向了写作。

2005年的初夏于我而言好像翻过了一座高山后，发现前方一片汪洋，真不知道从哪个渡口突破了。真正的悲哀不是你失败了，而是你找不到可以值得失败的事件。于是我一个劲地回忆过去，回忆那两天考试前的三年，在日记堆里彷徨了一个月，像那位在睡梦中深思一百年的公主一样，一朝梦醒时分，想到应该做些什么了。

望着摆在面前的几千或者上万的文字，猛然意识到它们纯粹是垃圾，打个比方就是我吃饱了撑死了发泄出来的呕吐物，还携带着胃酸胆汁胰液等等舶来品。没有一家杂志社肯印刷我的东西，他们宁可印刷还没人敢动的食品（有可能已腐败变质），然后让读者自己吐出来，美之曰一千个不同的读者里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接着在家长极带诱惑力的怂恿下去旅游，借以犒劳还考得不错的自己。刚下飞机就意识到来错了地方，除了平身第一次空前但不会绝后乘飞机以外别无是处。桂林当然是个不错的地方，有山有水还有许许多多游客可供观赏。名气是游客带动的，游客是因为名气而前往的，按数学家的理性思维可以连等：游客是因为游客前往的。我有幸成为其中的观赏者，也不幸成为其中的被观赏者。不知哪位能不工作光空想就混到饭吃的哲学家说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又有个既空想又很难混到饭吃的诗人说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我。我同意他们空想的理由，但我未必会这么空想，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只会眼巴巴地看到小孩子落水在岸上大发议论，却没有一个哪怕脱件衣服装装样子。真正下水的人是值得敬佩的，因为他们连衣服都不脱，因为他们不愿做一个无知的看客。

漓江前后的游船连成一线，拍张照片很难没有任何人为建筑的痕迹。论数量与总排水量而言船队至少能与驻扎在日本的美国舰队一决雌雄，论质量也肯定比我老外公家的那艘小舢板好得多。另外重大的遗憾是外宾不与本国国民同船的，他们有专用的船专用的路线甚至专用的码头。我遗憾的是失去了一次操练口语的绝佳机会，对于那些“专用”倒是习以为常，从一开始的机场就分国人与外宾的不同通道不同候机楼了。

桂林其实是一个小城市，从七岁起就听说的象鼻山就挤在所谓“大厦”之间，那里的“大厦”在东部只配叫小弟弟，导游的解释似乎更有道理：作为旅游城市，桂林不易建造过高建筑，难怪象鼻山没在气势上给压坍，也祝它不由于地基下沉而被掩埋吧。我突然觉得有必要纠正自己多年以来的偏见了，我总是要把这一现象与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虽然漓江两岸的茅屋让人心驰神往，但是住在里面的陶渊明们一定乐意我们的位置对调的。他们捕江里的小鱼虾，有的凭借世代相传的游泳技术——他们有能力在游船间狭小的地方周旋；更过的是灵巧地撑着竹筏，从水里捞起预先埋伏好的渔网。他们都能在两竹筏之间串来串去，毫不忌惮脚底下的江水，轻而易举地爬上千吨游船，神色严肃又不失礼节，把捕获的鱼虾兜售给船老大。船上的厨师会把它们炸成油炸虾米说是桂林名小吃，我倒不希罕四元一盆的油炸食品，只担心趴在船舷的栏杆上身边会冷不丁跳出个水淋淋的小弟弟，要我为他手里的小河蟹埋单。

顺流而下，路过一处地方名曰“九马画山”，大意是有九匹马奔腾在一面陡峭的石壁上。导游小姐诗兴大发，或者是被我们的腰包所刺激，从桂林说到屈原，从漓江谈到汨罗江。从公元2005年追述到公元前277年的端午节，头头是道之余还不忘提醒甲板上有专人拍照要把握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生也许只有一次。拍照师傅也颇热情，一张又一张抓拍，我也很激动，因为一张又一张的十元人民币参加了市场流通，积极响应了国务院扩大内需的号召。当地有说法是谁能数九匹马谁就能考上状元，数出八匹马就是榜眼，数到七匹时，如果船开过头了，也有个探花当当权作安慰。船长也会挺配合地放慢速度以便支持中国的教育事业，但是速度也不会太慢因为要把机会留给回头客。时运不济，本人只数出两匹马，估计考上秀才进个学也成问题，大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感慨：当年中考也考了个榜眼的，可见迷信毒害人民以至莘莘学子之深。

在宾馆里想象过临风远望，嬉水在江中情景，无奈游船的高度和本人的游泳技术和可怜导游的工资阻止我下水尝试，江里的小弟弟大哥哥大伯大爷们也许还想抓够了鱼上来。不妨把《围城》那句最经典的话改改：上去的人想下来，下去的人想上来。翻译成文言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前者用来形容爱情，后者用来形容事业，两句和在一起概括人生的全部，窃自形容当今的国民心理。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一件事激起我对家乡的自豪感。某日导游带大队人马到了某个溶洞中，溶洞空气清爽万物皆静自不必言。就当出洞上车时，导游终于想起了一个卖点没有抖出来，她指着一块石基说那是当年蒋中正逃难，连重庆都不安全时，在桂林留下的痕迹，他曾在洞中小憩并把这块石头改造成石椅。听得同乡我不断佩服委员长的沉着冷静，大敌当前毫不心慌。也为导游从人文资源匮乏的“南蛮”挖出这么大的历史佐证欣慰。当然，还从侧面反映了桂林地方喀斯特地貌的优点——日本鬼子的飞机竟炸不掉它。

平生第二回乘飞机不再兴奋，晚上十点的降落是考验生物钟的好机会，而且降到杭州，离宁波还有两小时的高速吧——假如电子警察不为难的话。

西安的目的是场意外，就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也常常被归结于一场意外。而且是在凌晨一点拖着残肢进家门就得到这个消息的。人的潜能是否无限仍有待专家论证，但两天后我平生第一次（又是个第一）坐火车了。

先乘飞机后乘火车的同阶级同阶层同辈人物好像不多，但是你一旦感受到我国列车的效率后你会后悔这种行程的。从前的富人不坐二等舱，穷人不坐三等舱不光是经济原因，假如体会过尝了泰国香米就不愿吃爱国大米的滋味就明白了。尽管经济学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一分价钱一分货，工薪阶层的家庭主妇依旧与卖青菜的老大妈为三毛还是二毛争论不休。

临客到西安站的时刻及时给我调整了生物钟：晚上十点半。这回不是车站宾馆饭店一条龙服务了，我得钻到城墙下自己找落脚点。小旅店的条件自然无法与大宾馆相提并论，然而居然桂林的星级宾馆里看不到的外宾就会住在我隔壁。十三朝古都的名声就不是靠游客给予了，往往几个皇帝就可以决定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在小旅舍里，我分明感到了一股文化的压力，那是城墙的影子透过窗户映在墙上，那是门口的仿制兵马俑威严逼视你的眼睛，那是地基下沉睡的秦砖汉瓦发出千年的叹息，使我不敢正视服务台上悬挂的秦始皇像。

参加这里一家杂志社的现场作文比赛算是对几天来不断呕吐的文字的回报，拿了个不大不小的奖作为我已炫耀半年的资本，至于奖金正好充当旅游费。

转眼就上了到骊山的高速公路，这条路应该走过无数本国外国领导人的足迹或是车辙，年纪大了有些坑坑洼洼了。2005年七月的一天，一个无足轻重的中学生经过，向这条可能除北京长安街外中国最重要的路致敬！并想到可能几百米外昼夜值勤保卫国宝安全的最可爱的人，也对他们感谢。

华清池其实有两大卖点，第一自是白乐天描绘的凄美故事的发源地，第二还是要与我那“伟大”的同乡联系到一起，西安事变就发生在华清池的后山上。几十年后家乡的人倒循着他的足迹难免尴尬，也难为当年老人家五十多岁还能爬上我拉紧铁链才勉强挤上的山崖，大概离指点江山的党国元首形象相距甚远。

到了秦始皇的地盘就不免晕头转向，见识了他的阴宅，又扼腕叹息他的阳宅阿房宫未能保留下来。一把火倒烧得干净。

进兵马俑坑要安检，程序比登机还要繁琐。我不相信真会有一伙丧心病狂的暴徒或是恐怖分子冲进门来打碎防弹玻璃搞破坏，往往出现这类事件是可以称为中国版的，何况我又怎能断定热情为我拍照的不是便衣？与其说从高处俯视到的那些陶土兵士震撼了我，还不如说严格的保安制度使我产生置身秦末沙场之感。同胞们快门不断，因为没办法在这里另设外宾通道，高个子洋人只有对着No

Photos的警告牌瞠目结舌疑惑不解。建议在安检处安装查相机设备——当今技术是否过关，另外就是克林顿等大碗的相机要不要查扣？

所谓的秦始皇陵在残存的印象中只是一座山，下面的东西这颗行星上还没人敢乱动，也保全了几代考古学家的饭碗。西北人实在不如南方桂林人精于商业，绕一圈始皇阴宅，一节课时间的马车钱从60元砍到了40元。可是当一圈看遍了始皇水银滋润的树回到起点，发现后一帮上海人将价钱降到了20元，忙大呼上当。

贾平凹曾就读的西北大学没有想象中高楼深院的独特气势，虽说大学之大非谓有大楼者，而谓有大师者也，然而在陕西师大这所西北最著名的师范大学里，从那位名作家手上接过代表荣誉的证书，我还是感到了一丝苍老与悲凉。西安，不再成为长安，她也并不长治久安。那年盛夏，穿梭在西部细雨中，我默然的走过她，走离她，并期盼再次走进她，希望那时这座城池给我全新的感受。

告别桂林，告别西安。2005年的夏天，在自然与人文的交汇点，我寻找属于自己的渡口，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