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日本观

论点：鲁迅在日本人身上学到了有利于中国人的品质，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斗士，他是只考虑自己民族的好坏，而不在乎其他国家的盛与衰，兴与亡的。

近年来，在形形色色的批判、污蔑鲁迅先生的言论中，最为犀利，也最为恶毒的一种是指责鲁迅一生，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从未骂过日本人，甚至还和日本友人密切来往，因此是所谓的“汉奸”云云。更有甚者，将鲁迅的《提三义塔》中“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搬出来大做文章。由此我们得到三个问题：

1、鲁迅为什么很少骂日本人？

2、鲁迅真的没有骂过日本人吗？如果有，那是怎样的一种骂？

3、鲁迅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国人受辱之际，依然结交日本朋友？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鲁迅并没有理由不骂日本人。

先来分析鲁迅出国留学的原因：从《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一文不难看出：鲁迅对所谓的中医医道已经抱有很大偏见，他不愿再将人们的生命交付给毫无科学根据的迷信与药方，于是出国留学的目的十分明确：学习西医。然而当时由于西洋各国大都路途遥远，路程耗费巨大，个人难以负担得起，而鲁迅正值家道中落，生计艰难，只有日本路途近，花费少，因而只好作此选择。所以鲁迅去日本留学纯属无奈之举，并非心向往之。再来看鲁迅日本留学时的经历：“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这是鲁迅初到仙台就学时的情景，“物以稀为贵”极含有讽刺意味，想必深明睿智的鲁迅也早就意识到，自己受到的优待背后，不是尊重，而是更加深刻民族歧视。“‘你改悔罢！’……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日本学生公然挑衅是再明显不过的了，难道当时的鲁迅会无动于衷？一定不会，反而通过接连不断的对弱势种族的歧视，已经使鲁迅渐渐明白：救活几个垂死的病人，并不能挽救一个弱小、受人践踏的民族，使之强大，使之自由。加之之后的“看电影事件”，才更加坚定了鲁迅“弃医从文”的思想。在呐喊自序里鲁迅曾铿锵地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不要忘记在东京时的鲁迅正是因为不满清国留学生的作为，才转到仙台的。由此可辨：国人的一些卑劣品质一直深深印刻在鲁迅的脑子里，时时提醒并引领着他的战斗方向，而到日本留学的鲁迅完全是以民族利益出发，他在日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祖国有一个好的前程。至于日本，作为鲁迅本人，确是怀有出自于一个有血有肉的炎黄子孙深深的憎恶的。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鲁迅与藤野先生。有人说是藤野先生改变了鲁迅的日本观，其实不然，鲁迅的日本观一直屹立在他的心中，没有动摇过分毫，那么藤野先生改变的又是鲁迅的什么呢？

在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中可以说是深情地歌颂恩师，那么藤野先生与鲁迅的关系也一定不一般。但是，让我们看看鲁迅在藤野先生的回忆中，又是什么样子：“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的和尚”，说中国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它当成异己。”可以肯定，鲁迅在仙台留学的日子并不好过，是始终受人排挤的。然而，根据当时鲁迅就学的仙台医专规定，班主任需负责管理诸如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内容指导、考试成绩的统计以及教室的整理和保管等很多方面内容，也就是说，藤野先生对鲁迅所作的不过是身为一个班主任的基本职责。“我所做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连藤野先生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不难看出鲁迅在回国之后对藤野先生的赞美凿实有些夸大其词了。藤野先生只是平常对待，而鲁迅却受宠若惊，也不难看出鲁迅在仙台学医时的受辱遭遇。再看这一段话：“如果是毕业生的话，我会和他们一起拍纪念照，可是一次也没有和周君一起照过相。周君是怎样得到我这张照片的呢？说不定是妻子赠送给他的。”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重点写了藤野先生赠送照片一段，而事实却与此有很大出入，这不禁使人们想到《朝花夕拾》小引中的内容：“与实际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鲁迅为什么会“记”成这样，我们还要深究到鲁迅写作此文时的背景：作者于1926年10月22日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写下这篇回忆性散文，当时正值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高潮时期，也是鲁迅世界观发生伟大飞跃的前夜，这年秋天，鲁迅被迫离京，来到厦门，他曾在信中说道“我来厦门，虽然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使有些准备。”可见当时鲁迅正处于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整理和解剖自己思想的阶段，总结斗争经验，以迎接新的战斗。在这时回忆藤野先生，也是回忆自己弃医从文的全过程，他正在整理思绪，以最初的决断要求自己，束缚自己写作的道路，明确方向，那么写作此文的目的也就在明确不过了。相片既非藤野先生亲赠，鲁迅却对这相片珍惜若此，那么他真正珍惜的也更多是藤野先生有利于中国人的品质，推而广之，就是日本人有利于中国人的品质，而不是藤野先生本人。

鲁迅的成功在于他能够清楚地判断国家、人民需要的是什么，在他回国从文期间，他也铭记真正地改变国家，不是靠把敌人“骂倒”，而是要把自己人“骂醒”。鲁迅深知：骂日本人，并不能使一个已经倒下去的民族重新屹立，骂日本人，也并不能颠覆整个日本。

鲁迅结结实实地骂过日本，只是这种骂，不是流氓吵架，亦不是悍妇撒泼，更不是毫无道理，乱骂一气。这是深刻的揭露，这是无情的驳斥，这是威然的抨击。这种骂，骂倒了日本，也骂醒了中国。

【一】日本侵略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大肆屠杀中国百姓，党国军队不出兵抵抗，却也惨遭日本军队的致命袭击，鲁迅在亿万国人中凛然屹立，骂出混杂着中国的气血男儿不屈精神的极尽讽刺的辛辣语句：“不料帝国主义老爷们还嫌党国屠杀得不赶快，炸得炸，轰的轰，称人民为‘反动分子’是党国的拿手戏，而不料帝国主义老爷也有着妙法，竟称不抵抗的顺从的党国军为‘贼匪’，大加以‘膺惩’冤乎枉哉，这真有些‘顺’‘逆’不分，玉石俱焚之概了”

——《“知识劳动者”万岁》

【二】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而以日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就借此机会大肆提供屠杀中国反侵略者和共产党的武器，鲁迅对此种“以华制华”的卑鄙手段可谓是深恶痛疾，用犀利的文辞无情地揭露：

“我还记得，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一味哭诉国联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上往往加以讥笑，说这是中国人‘以夷制夷’的老手段。”

                            ——《以夷制夷》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都知道，这会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正和日本是一伙。”

                           ——《友帮惊诧论》

这样的骂，令对手原形毕露，令肆意张狂的丑恶事实浮出在昭昭之下。这样的骂法，不正是鲁迅的风格吗？然而，斥骂者是鲁迅，鲁迅不是满口喊着爱国却从不肯付出行动的“正人君子”，更不会只写些对族人毫无帮助，单纯抒发自己的一时之愤的壮怀诗歌，他在痛骂日本人罪恶的同时，也在批判国民党反动派嗜杀手足的冷血与残酷以及愚蠢的国人。民主战士鲁迅把他的公正体现在为国人、民族好，而不为对手坏上。骂外的时候少，骂的时候却直指对手原形，看似捎带却实在强调中国人无知是鲁迅的本意——为百姓好，真正的好，而不是痛骂对手坏来衬托起自己（中国）一个虚假的表象。换言之，鲁迅是借侵略者之恶而深省，借令全国人民愤慨的事实作为批判中国人恶劣品质的依据。这样的批判，才是富有价值的批判，才是应被铭记的批判。

尽管鲁迅仇视日本侵略者，仇视日本民族的劣根性，然而他对友情的要求却是无国界的，鲁迅曾去日本留学，交几个要好的日本朋友当然不足为奇。然而回国之后的鲁迅并没有为了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拒绝友谊，相反，他一如既往，类比藤野先生，今人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朋友之所以成为鲁迅的知交，源于他们身上一些值得鲁迅，甚至全中国人学习的品质。这样的品质，仅仅局限于鲁迅的日本朋友，和鲁迅的日本观是两码事。具象地说：鲁迅憎恶日本侵略者，却欣赏某些日本人。

至于鲁迅《提三义塔》一诗还要联系背景来看：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人西村真琴在上海被炸毁的民房中发现了立在断壁残垣上的一只鸽子，于是将它带回日本并饲养了起来。鸽子离开故土，抑郁而中后，西村真琴便把这只“三义鸽”郑重葬埋在了他家庭院中的一棵紫藤树下，为显诚意，还特意写信给鲁迅先生，要鲁迅先生为此提诗，最终得到了这一横卷。由此可知，鲁迅写作此诗的目的是受人所托，对象是西村真琴。所以，《提三义塔》中的动人诗句，尤其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句，也是针对其日本朋友所说，而并非将话锋对准中日两国。

综上所述，我得到的结论是：鲁迅身为爱国斗士，完整地用一生履行了他的职责，他的抱负——他无情的批判，真实的揭露，对内不对外，是因为他全身心希望国家富强，而不在乎其他国家的强与衰，兴与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