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执笔的意义

十九世纪所期望的，可不是二十世纪这样子的。

——木心

当今这一代中国的青年们，上到初中的时候，便开始在课本上见到鲁迅的文章，并且“重点”学习它们——即使，这“重点”代表的只是大段大段地背下拗口的语句，分析文章的中心思想，然而，暂且先将这“然而”略过不提吧。1918年，鲁迅先生写下《爱之神》。被爱神一下射中的人儿，即使是“还有心胸”的那一个，却也同样问出叫爱神疑惑的问题：“我应该爱谁？”

也无怪爱神顿时“着慌”了。无论哪一个尚未曾完全麻木的人，也都该觉得心头一凉的。当我读到这句话时，耳边仿佛凭空起了隆隆的回声：“我应当爱谁？”“我应当爱谁？”我胆战地望向声音的源头，只见那里浮现出成千上万张麻木的脸孔，他们的嘴巴似木偶一般机械地开闭，无时无刻地，一遍又一遍地问着：“我应该爱谁？”

这样恐怖的一幕，让我冷汗涔涔起来。爱神“着慌”，我也是，鲁迅亦是。只不过鲁迅望到的是旧中国麻木国民的脸孔，而我望到的，是千千万万与我一样年纪的，成长在如今教育体制下的中国青年。

我们出生在这个和平的年代，过着比先辈们条件好无数倍的生活，从小接受所谓的素质教育，度过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人艰苦无数倍的学生生涯。

我此时要说出那“然而”了——然而，我们中的越来越多的人，不知在什么时候，失去了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失去了质询课本的勇气，失去了作为国家顶梁柱的责任感。

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只是这无惧是因为无知，人生之初，无所知晓，自然也无可畏惧。无论是旧中国麻木的国民还是如今失去了自己思考能力的青年，在他们的人生之初，理想、勇敢、执著、创新力，都是如此鲜活地在他们心中真切存在过的。而当今这无数的中国学子们，在所谓的素质教育体制之下，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否定后，收起了勇敢质疑的目光，嗫嚅着退进了这个社会以教科书为界为他们画下的思想牢笼里，木然地重复师长的话：“书上这样写，自然这样做，哪里有什么为什么。”——用问着“我应该爱谁”时一模一样的脸孔。

还有一个“然而”——然而，即使是以这种方式，他们毕竟也算是读着鲁迅长大的一代啊。

鲁迅的种种不必多言，毛泽东对其的评价便可概括一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如今先生已长眠多年，无法眼见当初他奋力挥笔营救的这个命途多舛的国，是怎样一步一步走上独立富强的。

只是如今青年们写作的光景，若他预料到的话——其实也许他早已预料到了，所谓国民的劣根性，当年他是一书再书的，即使如今歌舞升平，人民高唱生活奔小康，这些劣根性也只是换上了一副粉饰之后的面孔，同样恐慌地张牙舞爪起来——甚至，在这样表面一派繁荣下酝酿着的巨大危机，是比当初可怕得多的。如今青年在写作、读书时，只知用对套路取得一个好分数；后来，为了名，为了利，有的自我欺骗得彻底些的，便美其名曰“远大前程”，并且陶醉其中，丝毫不以之为羞愧。我常不禁想，鲁迅先生若是在世，必定是要愤而夺过他们手中那支虚伪的笔，用力掷于地上的。而若是说得明白些，这些青年们也是无奈的：他们的身后是整个价值观趋于功利化的社会，还有一整个同样受到这种教育的家庭的殷切期盼的目光。这一切使他们如芒在背，他们不敢，也不忍伸出手去抗拒。时间长了，自然连自己长着一双可以抗拒的手也全然忘记了。

这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过错，若这样发展下去，终会成为一个国家的悲剧。青年们在这样的背景下浮浮沉沉，无法自主，身陷泥泞而不自知。当这个国家的青年失去了心中执笔的意义时，危机便蓄势待发了。

我深觉自己身处这无数青年中的无力与悲哀，然而我终在盼望这片无形黑暗里迸出光明。“知世故而不世故才是最善良的成熟”，我执紧了手中的笔，坚信着，文学不死，以吾一辈，必效鲁迅先生，以笔为利器，振兴中华。因为鲁迅先生其实早已借爱神之口，为迷途的人们给出了答案：“你要是爱谁，便没命地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地去自己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