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

女儿上学去了，没有了和女儿整天在一起的日子，没有了女儿亲亲的叫爸声，没有了早晨为了叫醒女儿便挠她脚心时心里甜甜的感觉，这日子便过得空了，空得有点难过。

现在有时间了，除了时不时地想女儿远在它乡上学，会不会冷了，会不会吃不饱，这冬天来了，宿舍里给没给暧气，有没有多穿衣服，会不会感冒等等以外，工作上也没有事可做,一个人的时候，就常常想想起自己过去了的事，但好象大都不记得了。

小时候体质很弱，弱得喘气都很困难，每次犯了病咳嗽起来，身子几乎成了球的样子，这么难过的日子大概是从3岁到12岁。

妈是公社医院的护士，那时候医院里的药很少，也没有什么太管用的药，于是妈就听了中医的话，多多的给我吃朱砂(是一种中药，是有镇静安神作用的)，真的是吃多了吧，那时候医生给我做“X光”检查，说我的胃壁和肠壁都是朱砂的光亮。

吃多了朱砂人就会变傻，这为我大都记不得了小时候的事儿，找到了理论和实际的证据。

但，有的事儿多少还是记得一点。有是自己记得的，有是妈讲后记得的，只是太零乱，也就没有了时间和关系的顺序。

生我养我的地方，也就是常说的家乡吧，是在一个大山里，那地形就好象是一个盆子，四面是山围着，我住的堡子在山盆子底，只不过这盆子有了几道口子，就有了出去和进来的路。

那地方的名子叫下露河公社马架子大队，是公社所在地，也就成了当时我们当地的商贸和政治中心，有公社、小学、初中、高中、医院、信用社、供销社、铁匠铺、邮电局，客运站等等。

我们堡子在当时应当是相当大了，有好几十户人家，有好多好多的人。

堡子前面靠山根，是一条水清清的河，那河夏天洗澡抓鱼，冬天在冰上打滑玩雪。

我在那里从生下来到离开，一共十七年。

我在那里上学上到九年。

我们家一共五口人，有爸、妈，还有两个姐姐，我是男孩，我最小。

我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

在学校

小时候我是孤独的，由于没有了与伙伴们共同嬉戏的体力，也就没有了小的玩伴。有一回，我观看着一伙人(是大人还是小孩记不得了)在踢足球(非正式比赛)，学校操场是开放着的，没有几个观众。有一个球在我面前滚出了边界，我兴奋了，提了气撒开腿奋起直追，直到球停了，我才把球撵上，我气喘嘘嘘抱着球回过头，看到了操场内球员和观众一片的笑。我知道了自己的无力。

小时候我们学校要种实验田的，在离学校大约有七、八公里的山坡上，培育名子叫“丹育6号”的苞米种子。秋天了，种子熟了，各班将苞米棒子从窝里扒出来，苞米窝堆在一起，形成了厚厚地软软的垫子。同学们又有玩的地方了：只需要一个小的助跑，灵巧的身子就会在空中燕子般的翻过，轻轻地落到苞米窝垫子中，那姿式真好看!趁着大伙都不在意(其实大伙压根也就没在意我，但我还是观察了很久)的时候，我鼓足了勇气，也是在助跑了一小段路以后，只感到了腾空飞起，脖子一挤(就是脖子的上面和下面往中间使劲，或许还有“卡擦”的一声响)，就不太明白事儿了。被学校手摇的上课铃声摇醒后坐在座位上就想，刚刚是怎么了呢？怎么听不到同学在叫，看不到同学在玩了呢——是迷昏了，是正好头朝下的时候头先落地的，是自己的助跑速度不够，是腾空的高度不够。头还能晃，也就没有缩脖!缩脖，太可怕了，没有脖子，多吓人!看左边，看右边，看后边，那怎么看呢？!怕死了怕死了!这个玩法不好。

在我玩空翻差点儿玩死了的这个时候，大概是有五、六年级了吧，公社的学校，学生的年纪都比较大，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在我们班岁数是最小的，别的同学都要比我俩大三到五岁，也就是说他们大都在十五、六岁左右。

那时候，虽然说还没有改革开放，但年龄还是让我的同学中的一些人知道了男生和女生好的事(但我想当时绝对不会是男女****的事)，比如我的班中有一个男生给一个女生写了一封信(现在也叫情书吧)，被另一个男同学发现了，当我们班委会(对了，我当时还是班级班委会成员，是文艺委员？)正在合计(当时是一个很严重也很严肃的问题，那是作风问题呀，严重，很严重!听老人讲，前几年堡子里谁要犯这样的问题，都要被一串破鞋挂在脖子上游街，很丢人的)怎么处理他(我们小孩也会处理？有谁经着过？)的时候，那另一个个男生在教室当着很多的同学就把那封信给念了。那信写得很好，很动情，有对蓝天白云的描写，有对小河流水的倾诉，有对刘胡兰的歌颂，有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但绝对没有“我爱你”之类的话，最动人的，好象就是信里面的一个照片(穿军装的，还端着一杆木头刻的长枪)，背面写道：请珍藏我们的友谊。在同学们各种各样的笑(那时候的小孩会不会嘲笑？)里，那写信的男生和还没收到信就被人公开了的女生就哭了，男生的头好象恨不得把桌子面压个洞好把头放进去，女生两手捂着脸，从指缝里伴着眼泪，流出了：

“死鬼，不要脸”。

现在想来，这个女生还是很好看的：两个眼睛大的，肤色也很白净，身材好象比较高大(当时我个小，看谁都很大)，这在当时的那个时候，我的同学中还是不多见的。现在想来，有人看得上她，还真是应该。过了十几年后再见到她，她的爽快和直白还是让我脑子里突显了她的当年。她一拍我的肩膀(是左肩。她没用力，可我身子还是往左边一歪)：

“哈——，你这个死鬼，这么多年看不到你，死到哪儿去了，还记得我？”

“记得记得”，我连忙说，同时向后退了一小步。这样的没变，我不记得都不行。

然而，我记得最多的同学中，还是我当时的班长，也是女生。

她比我大，大约大四岁。按现在的话说，她那时很成熟了，懂事儿。她对我很好，我当时的感觉，她是我姐。

在小学，我们除了上课(那时候也叫上课，按时按点的，但真的想不起来都学了些什么)以外，也有很多的事要做，比如当时有个名子叫“勤工俭学”，就是到春天了要培育种子，卖了钱好补贴学校的费用；秋天了要拣柴禾，冬天好烧炉子；班级同学要轮流值日，下午放学了晚走扫地，冬天早到校生炉子，等等。可以说，我应当做的活，哪怕是有一点儿累的或苦的，她都会为我做的，有好多的我都不知道。在种实验田上，我除了捻过种子以外，什么喂化肥、铲地、杂交、收割、往学校运等等的活，她都不要我做，她一个人干我们俩个人的活!冬天捡柴禾，我只要在山上把柴禾归到一块就行了，她一个人往山底下捞，那山，很陡很高，路很长。于是，同学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都看出了门道。有一回中午很晚了，她跟我借自行车，爸爸给我买了一台新自行车，是飞鸽牌的，那时候有一台新车，还是飞鸽牌子的，老牛气了!我二话没说就借给她了(要叫别人我是不会借的)，从此，同学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飞鸽”。

好久好久后的现在，回想起那时候的我们，那叫友谊，纯真和真诚的友谊，这种友谊会永恒。

于是，我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我悄悄地(当时都是悄悄地，不知不觉的，桌子里就会有样东西，笔记本最多，还有毛主席语录等等)放到她桌子里一个最大的红皮的皮上还印着毛主席头像的笔记本，里面好象还写了一首诗，最后的一句大概是“誓做毛主席好孩子”。

在小学和初中时，我还很有老师缘，老师都对我很好。在小学刚上学的时候，有一天我很高兴地跑回家(妈说的，是跑。小时候的病也有不病的时候)，进门就拽妈的胳臂，还摇了几下，说：

“妈，妈，我当班干部了，还是小组长呢!”

妈笑了。后来听妈说，刚上学时，没当上班干部，回家了老大的不高兴，是妈找到了老师，才有了小组长的职位。

于是，在学校班干部中，就有了我的名子，一直到中学毕业。最大的，是县第一中学学生会的宣传委员。

还得回头说初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是化学老师，我是化学课代表。有一次考试后他问我想要多少分，我问分还能要？他说能，试卷是你批的(除了大考试，试卷都是我代批的)，你要多少你就自己写好了。我就写了个75分。

后来，这个老师当了乡干部，后来还当了副乡长，好多年后我们再见面了，他还记得我的75分。

我说我记得清呢，我不会忘。

（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