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小学数学老师

汤老师，七十岁的人了，身体硬朗着呢，一米八几的个头，走起路来还是那么赳赳的。花白的头发，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完全的学者模样。

汤老师是我初二时的班住任，语文老师，是我一生最崇敬的老师之一，他还是点拨了我人生轨迹的人。

一九六二年，是我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暑假放了三个月的时间。秋学期开学的时候，我带着父亲东挪西凑的十元钱到学校先报了名（记得那时整个费用共是二十二元）。一个星期后，学校就催着欠费的学生回去拿钱。我是星期六下午回的家，星期天的晚上我空着手又回到了学校。家里没钱，这我心里是清楚的：在那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为给二叔去南京治病，以及二叔去世时的花费已把家里搞得七债八负的了。可父亲还是答应我，星期二，是镇上逢集，他会想法子给我送钱去的。

星期二上午的那些课我已记不清是如何上的了，坐在那课堂里，我不时的向窗外张望着，希望早一点看到父亲的身影；心里在不停地猜想着，父亲是如何搞到钱的，……那失神似的样子在第三节的语文课上被细心的汤老师看个一清二楚。下课时，汤老师来到我的面前，关切地问我课堂上为什么不注意听讲？我低着头，红着脸，把父亲要送钱来的事对他说了。“好啊，待会你父亲来了，让我也见见。”汤老师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第四节课刚上了一半，我终于从窗口外看到了父亲的身影。父亲背着个草篮子，象似沉甸甸的，在我的教室前转了一遭后，就到离教室远远的操场边的一棵树下坐着，等着我下课。

下课铃声响后，我迫不及待地冲出了教室，直向父亲奔去。望见了我，父亲慢慢地立起身来，左手里捏着不知点了多少遍的一搭小票子。我到得跟前，父亲显得很为难地说：“唉，今天真不如意，十多斤的烟叶子只卖去四斤多点；这只鸡打算卖的，它偏又下了个蛋，”说着，父亲伸手在篮里的那只鸡身下摸出了一个粉红皮子的蛋，不很大，蛋上还带着红红的血丝。

“不舍得卖了，就是卖了也凑不了那多的钱。”父亲的目光避开了我，显的万般的无奈。我茫然地站着，心里在翻腾着：这下蛋的鸡卖了是可惜，可那烟叶子又怎能卖了呢？那可是父亲一年的“口粮”啊！接着父亲又说：“孩子，让我跟你们学校的领导说说看，这钱能不能再给拖一拖，秋后一定给……”我仍默默地站着，“唉！爸真的没啥办法了，要不，咱跟学校说定，先退学一年，明年有钱了，爸一定再送你来念。”好一阵子的沉默……

“啊，这位大哥，你就是五星的父亲吧？”一个可亲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是啊，是啊，您是……”父亲显得措手不及。

“啊，汤老师！“我慌忙回过身来叫了一声。

“噢，您就是汤老师，是孩子他班主任，那好，那好！”

“给孩子送钱来啦？”

“……”父亲一时无语，低着头。忽然扬了下左手捏着的那搭小票子：“还差得多呢！这不，我正跟孩子商量着退学的事呢。”

“退学？”汤老师显得有些吃惊，“孩子这般小，回去也帮不了啥事的。”

“不是要孩子做啥事，只是这学费的钱，我实在没办法给想了……”于是父亲把家里的实际困难向汤老师叙说了。沉默了片刻，汤老师对我父亲说：“这样吧，你家的困难我再跟学校领导说说，看有办法没有，我会尽力的，尽量不让孩子失去学习的机会。”

临别，汤老师掏给我半斤饭票，五毛钱菜票，要我去教师小食堂买饭给父亲吃了再回去。我们再三地推辞也不行，只好领情了。

是星期四的下午，汤老师叫我去了他的办公室，告诉我：经过学校领导的同意，我的学杂费全给免了，每个月还给助学金两块五毛钱。这下可好了，那每个月的代伙费和蒸饭费都不用焦心了。随后汤老师带我去教务处领回了新的书本。

星期六下午一散学，我跟班长请了假，一路上跳着，蹦着，唱着跑回到十多里外的家。一家人听说了这样的好事情，都高兴的了不得。父亲不无感慨地说：“这汤老师真是个好人，孩子，你遇上了他，就象算命的说的，你遇到了‘贵人’，是的，汤老师就是你命中的‘贵人’！”

打那，为这不易得来的学习机会，我勤奋着，刻苦着，学习进步得很快，那成绩一跃就上到班里前几名。汤老师时时在关心着我，我的每一点进步，他都会给予及时的鼓励。他还要我注意“劳逸结合”，多参加些文体活动。可那时我的身体很弱小，抱着篮球站在栏板下还扔不着铁圈呢。于是汤老师在一些课外活动时就教我拉二胡子，一个学期下来，我的二胡还真拉得有板有眼的，有多少次班级的文娱晚会上，我还上去表演过呢。

一晃，是六四年的夏天了，我临近了初中毕业，面对着毕业后的升学选择，我好象没啥犹豫的，考虑到家庭的困难，报考个中专，也好早点出来工作（那时中专毕业国家也是包分配的）。我最看好的是那“成都气象学校”读书一年半，出来分在气象部门，月工资二十九块半。其次是“淮安师范学校”三年出来做个小学教师。我填好了志愿书，满怀信心地交了上去。（那时是填过志愿再参加考试，也没现在这么复杂）

第二天上午，一个同学通知的我：“汤老师要你去一下，在语文教研组。”我没想什么，竞直来到了语文教研组。一看，我初三的班主任吴老师也在那儿。是汤老师先开的口，他手里拿着我填的那分“报考志愿书”：“这志愿是你自己填的？”我不好意思地应了声“是的”。汤老师又问：“那你征求过班主任吴老师的意见吗？”我无言，只轻轻的摇了摇头。“是啊，老师那么精心地培养你们，都希望你们能有个好的发展，可你们连这升学的大事也不和老师商量下，征求一下老师的意见，好吧，重新填一次吧。”

我拿着一份空白的志愿书回到了教室，心里在盘算着如何填写。那困难重重的家庭影子始终离不开我的视线。我狠下了心，还抱着早些工作的愿望，把原来志愿里的第一第二的中专学校颠倒了一下，又在第三栏里填上了本校。

大概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又一次被叫到了语文教研组，还是汤老师和吴老师，还是汤老师先开的口：“唉，你这么小的年纪，怎么就老想着念那中专呢？”我刚想说家庭的困难，汤老师打住了我的话头：“你是想说家庭困难，早点工作能减轻家里负担，可你怎不为国家想想呢，国家为培养你们花了多少钱财啊，这人力，物力的，国家需要你们有更大的发展，将来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好了，大道理不多说，你不就是家里困难吗，到高中部那助学金会更多些的，暑期里，多割点草晒晒，卖些钱，准备新学年开学。”当着我的面，汤老师把我那第二份志愿书给撕了。我再没填过志愿书，可能是老师给我代填了一份。

就在那临毕业的前夕，六四年七月八日我加入了共青团，那介绍人就是我的初三班主任吴老师和初二时的班主任汤老师。

六四年秋天，我顺利地进入了本校高中部学习。学杂费是给全免的，每月还有三块半的助学金。

六六年初夏，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拉开了序幕，接着是学校轰动了起来，停课闹起了“革命”，多少老师挨了揪斗，汤老师他们也未能幸免。那一年开始，全国的高校停止了招生，那老师苦苦为我描绘的大学梦也于此成了泡影。

七七年，历经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了，那将恢复高考的消息振奋了多少青年学子的心。十年里，我从一个农民到教师，再到部队当兵，最后因那“莫须有”的“社会关系”问题流落到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可就在那恢复高考的第一时间里，我收到了汤老师托人代转来的厚厚一份高考复习资料，并要我每个星期六下午去他那儿，参加一些老三届同学组成的高考复习班。为了感激汤老师的关怀，我去了他那儿，当面诚心地谢过，也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复习。后来因小家庭的诸多困难，更主要的是那满足于现状（铁饭碗）的安逸感，我终没能如老师所愿，放弃了那一次的高空机会。

可又有谁曾想过，二十年后的一九九七年，那捧了近三十年的“铁饭碗”终被彻底打破，五十岁的我走上了街头，开辟起自我谋生的新天地。那以后，汤老师每每见到我，总流露着那对我的惋惜，还有着那多多少少的歉意。

是的，汤老师早年的一番好意，是曾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可我从来不曾有过怪乎汤老师的想法。我一直心存感激，不正是汤老师的关爱，才使那濒临辍学的我有了重新走上课堂的机会，有了学习更多知识的机会。也正是后来学得的那些知识，使我在人生的舞台上有了长足的发展，有了为社会贡献绵薄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