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楚衣冠成菩萨

江南四月天，千禧之年公祭大禹陵开始嘉宾云集，列队登山，进入正殿鞠躬祭祀。抬头瞻仰大禹，宽袍大袖，冠带端庄，五绺长须，帝王福态之相。我们想象中都见过大禹其人吧，戴草帽、赤脚、露臂、鬍子头发是凌乱的，常沾满污泥……抗洪的勇士们想来更有切身的体验。我们想朝拜抗洪中的大禹本人、本色，而不是这个概念中的帝王模式。

从大禹想到岳飞，西湖岳王庙中的岳飞，也是一样的衣冠楚楚的福相。《满江红》中怒发冲冠、壮怀激烈的岳飞早铭刻在我们心中，正因英雄卫国的将军被害于风波亭，才引发了千载人们的愤怒，激发了千载人们的爱国热忱，让后人膜拜。应塑造被害前瞬间的岳飞，那悲壮的一幕才是历史的真实。

中华民族难道总只讲宽恕、中庸，嬉笑怒骂就不成文章？罗丹塑造加莱义民，六位步向断头台的义民之悲壮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作品成为千古绝唱。如果以我们传统的观念来塑成六位衣冠楚楚、正襟安坐的绅士，恐加菜市民就不肯批准。诸葛亮，这位呕尽心血的儒将，当极具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无例外地成了五绺长须的福态菩萨。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菩萨者官也，土地、普陀、阎罗……无论官阶高低，一成菩萨，便衣冠楚楚，圆脸团团，统统都是福态模样。这是由于官本位的思想主宰还是艺术匠人的无能呢？不该谴责艺匠们。山西晋祠圣母殿的泥塑，其作品感人者是那些侍女被塑得栩栩如生，而圣母本人却比较概念化了，圣母么，不敢窥其喜怒内心，她同观音一样，永远是菩萨身份，从外貌到心脏都只是一堆泥。阎立本画的帝王像虽是珍贵文物，但他毕竟只敢画霸业已成之帝王架式，不敢表现李氏之人物真容，而西班牙的戈雅却敢冒大忌刻画了皇上的奸刁肖像，虽激怒了皇上，杰作却永远流传。

两千年来被膜拜的基督像是赤身裸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殉道者，所有华丽教堂的核心竟是一具赤裸的尸体，这与我们对菩萨的概念形成了太大的反差。宿。故此，埃及国王对建造宫殿神情淡漠，却殚精竭虑于营建坟茔。”

凡是建筑，今人都求其有一种实在的用处，殊不知对普通百姓而言，精神作用的品格更高。古之当权者，正着眼于此。有些殿堂，把对一个民族的缅怀延续得比其存在本身还长。一代伟人去世之后，他生前的府邸，比死后的坟墓，更加虚空：陵墓至少有用于其骸骨，而巍巍宫室，焉能保存其昔日的欢情于万一？

可是，小小一方墓穴，不论对谁，亦已足矣。如马锡安·莫雷所说，六尺之上，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也绰绰有余。在树荫下，与在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下，同样可以赞颂上帝；住在茅草棚，与身居卢浮宫，也一样过日子。这种论调有失偏颇。一个根本不知艺术为何物的民族，比之于留下辉煌的天才痕迹的民族，未必活得更为欢快。早先说牧人生活得无忧无虑，在林间优哉游哉，世人现已不信。因为他们知道，朴质如牧民，为杀食邻人的羊，会不惜大动干戈。他们栖身之处，墙上既不会攀满悦目的蔓藤，洞里也不会飘浮芬芳的花香；而往往浓烟呛人，给发酵的奶酸气憋得透不过气来。从诗或哲学的角度看，一个弱小种族，尤其还处于半开化状态时，似更能体味各种生趣；但无情的历史，却使他们吃尽别人的苦头。

在我，决不会把建造一座偌大金字塔的国王看作神经不正常，相反，倒会视若—位胸怀宽广的君主。以筑造陵墓来战胜时间，让后人、习尚、律法、世世代代站在灵柩前为之心折，如此念头，不可能出诸凡庸的心灵。如果说，这是骄狂，那至少是一种好大喜功的骄狂。要说虚荣，建造像金字塔这种能存迹三四千年的虚荣，千载之下，自可算作一桩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