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历史对话

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从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来到延安，面对革命圣地的新气象连连感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但同时也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从而也被称为“黄炎培难题”。之所以难，是因为历朝历代，古今中外都没有能解决这个难题，更别说康熙大帝了。

与历史对话，我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源头俾路支斯坦山区的河谷中进发，看到了古印度的哈拉巴都市文明：用黄金、贝壳、赤陶、玛瑙、珍珠、天青石和绿松石等打造串缀的精美绝伦的装饰品，用装有木柄的石器投枪、金镖、弓箭狩猎，还看到了哈拉巴铭文（文字）。当我仰视哈拉巴文明的顶峰时，我发现在公元1800年前后，曾经辉煌的哈拉巴文明突然消失了，昔日繁华的城市成了一片废墟。

取而代之的游牧部落雅利安人，他们用武力征服了当地的土著民族，创建了梵语（文字），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古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及佛教经典《梨俱吠陀》，比希腊的荷马史诗早了几百年；叙述伟大的婆罗多族故事的最长的史诗《摩诃婆罗多》，成为世界文化瑰宝之一；“1”到“0”的“阿拉伯数字”和十位进法来源于古印度。这一切，将古印度文明推向了历史的顶点。可是，公元5世纪以后，随着中亚民族匈奴的入侵和笈多王朝的衰落，古印度史就此终结。如此辉煌的古印度文明如同其突然兴起一样，突然衰落了，这不禁令我深深地惋惜和无尽地遐思。

中国也是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它同样经历了一朝又一朝的战乱，遭受了一茬又一茬的外族入侵，遇到了一波又一波的自然灾害。“文景之治”成了过眼云烟，始皇帝仅到了二世便灰飞烟灭，威震四海的大明朝随着清军入关而覆亡，即便是推翻清朝的孙中山先生最终也只能叹息“革命尚未成功”。

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是中国值得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但是，国人却将火药用来做驱邪降魔的爆竹，将指南针用来相风水，而西人则将指南针、火药用于武装侵略中国的坚船利炮，让中国人在中国人发明的纸上签下不平等条约。

与历史对话，不免让人心情沉重。像庞贝古城那样破败的圆明园，似巴米扬大佛那样已不复存在的古丝绸之路，总让我心如刀绞。前不久，我静下心来将全套10盘的《新中国50年》碟片一气看完，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正以自己的勇气和胆略破解“黄炎培难题”，我看到了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也让我在与历史对话的过程中，心情舒缓了好多。

我们在默诵凝固的史诗的同时，勿忘有人朝思暮想地要把中国大卸八块，他们不仅想使古中国文明像古印度文明那样“失落”，而且更想使现代中国“失落”；我们在吟唱辉煌的乐章的同时，勿忘韩国人将“汉城”改为“首尔”，法国人避免巴黎“伦敦化”，以至今天印度的国旗、国徽的中心图案，仍用当年阿育王所立石柱的柱头及四只尾部相联，头部各向一方的雄狮石雕，这无不给我们中华民族以启示。

鲁迅先生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庆幸，我们有了这样一位睿智的“民族脊梁”；我还庆幸，我们有发出“当掉短裤也要搞原子弹”铮铮誓言的陈毅元帅，不然我们今天还将受制于人；我更庆幸，我们有位国人无不敬仰的周恩来总理，正是由于他的力争，才最终使我们把写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振聋发聩和令国人警醒歌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是啊，我们要居安思危永不懈怠，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千万万个鲁迅，人亡政息的悲剧才不会重演，中华民族才会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