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情堆里这些年

“窝里斗”让我胃出血

28年前，我只身来到深圳创业。

如果一定要给那段过往安一个题目，我想应该叫做《1983》。我在那年所经历过的那些兴奋、尝试，大起大落、大开大合，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

然而现在回过头去看，对我而言，真正的挑战却在于处理与各色人等的人情关系。

我第一次胃出血是在20世纪80年代，还在新疆当兵开汽车的时候，当时因为胃下垂出现了胃出血的情况。原本以为离开部队，工作强度相对减轻，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再出现。可到了深圳才发现，事与愿违。

在深圳的头几年，我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胃部大出血，而起因都在人际关系上。不是和上面的人拉交情，就是和下面的人打交道。最常见的情况是骨干不合——这边有他无我，那边有我无他。而你必须做出选择，搞不好两个人全走。

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章可循、无逻辑可言，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夜夜睡不着觉，急！想着骨干要是都走了，企业还怎么发展？我一个人能干出点什么？“窝里斗”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团队一盘散沙，而我必须要做的就是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今天看来，一个人活生生被气到胃出血或许更像是一句玩笑，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

即便到了今天，我想起最初创业的那段依赖应酬的日子仍然心有余悸。这也直接导致我之后在打造万科的企业文化时，将简单、透明、规范确定为核心的文化理念。

中国烟酒文化有毛病

导致胃出血的原因当然不可能仅仅是因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而动气。

在中国人的人情观里，应酬是躲不开而且必须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习惯将其隐晦地表达成“一起吃个饭”，可真的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起吃个饭吗？

做我们这行每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应酬。我最怕的是酒桌上的应酬——一定要把你喝醉，一定要把你喝得钻到桌子底下，否则事情十有八九谈不成。

最近，我正在计划制定这样一项制度：万科内部禁止酗酒。

当然，你自己是酒鬼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你有病。我不愿意看到万科起来了，做出了优秀的产品，扩大了影响力，但我的中层干部、我的一线老总因为应酬，到了我这个年龄个个都患上肝硬化、肝囊肿。如果因为应酬不到位，万科和当地的官员、合作伙伴之间没有处理好关系，那我宁可这生意做不成。

这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酗酒除了对GDP有点贡献、对税收有点好处，对自身、对民族没有好处。

烟酒不分家，饭桌上喝酒，茶桌上吸烟。经常有人送我一些烟酒作为礼物，旁边的人告诉我，这烟两千块钱一条。我觉得莫名其妙！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喝普洱茶，但你问我一般是喝贵的还是喝便宜的，我当然是喝比较便宜的。无论在谁面前，我的答案都只有这一个，因为问题很简单，就好比咱们喝可乐，是喝比较贵的可乐还是比较便宜的可乐？可乐是很好，但它撑死了也就是一种饮料。如果你把可乐做到两百块钱一听，绝对是脑子有毛病。

中国现在就有这毛病，把烟做到两三千块钱一条，抽一根就是几十块钱，这不是莫名其妙是什么？

我曾经行贿未遂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做生意直来直去，靠产品来开展公平的竞争。

任何人听到我这种想法要么当成一句玩笑，要么在心里暗自嘲讽我痴人说梦。的确，生意场上，交往应酬经常避无可避。我可以做到洁身自好，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不去应酬，就得逼底下的人去应酬。

真要想完全按照规定程序把事情办顺利，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几率比较小，尤其是在公司或者企业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

对于这些令我嗤之以鼻的事情，其实我也曾经尝试过。

那还是在刚刚去深圳创业的时期。当时我需要车皮，考虑到批车皮的货运主任我之前不认识，想着买两条烟送过去，或许会少点麻烦。

当时“三五”烟是十块钱一条，两条二十块。我让我的一个小伙计送到他家去。

一个小时过后，小伙计把两条烟原封不动地拿了回来，说人家不要。

小伙计回来，我对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让你挣两条烟你没这个能力，现在让你送两条烟你都送不出去！”说完，我又自己骑自行车拿着烟找到了那个货运主任。

我把烟放在他家桌上。他看了一眼说：“你先回去。这事你明天让你伙计来也行，你自己来也行。”在我临走的时候，他还笑着朝我伸出了两个手指：“你知不知道现在计划外车皮的行情？一个车皮两百块钱。”

我一夜没睡着，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计划外车皮需要两百块钱的好处费，而我买的两条烟才二十块钱，那我明天是不是得带着四百块钱去办事？

没想到第二天到了之后，他二话没说就把事办了，一个钱字都没提。之后我才知道，因为我那时带着农民工买外贸的玉米，外贸卸货我都会帮着扛，那时他在外贸车站当货运主任，第一次看到一个城里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帮帮我。

“我手中的权力就是批车皮，你只要一次不超过十个，我随时给你批。”我后来把这件事写进了我的书里，取名叫“行贿未遂”。

那一次的经历还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的钱权交易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导致“绝不行贿”成了万科今时今日的一条基本的办事原则。

其实要做到不行贿比较容易，因为我可以不设这项支出。真正难做到的是不受贿，尤其是要保证你的部下不受贿。

遇到这种情况，我坚决报警。可能表面上看来非常可惜，但只要你干过坏事就不要心存侥幸。一个人行贿一定会有一本账目，他在你的公司里受贿，在其他公司一定也受贿，事发后他都会有所交代。而你一旦受贿就等于是一辈子背上了债务，一说严打你立刻就紧张，担心自己的事情会被发现。

求人在所难免

当然，我很理解现在很多企业会因为很多原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每个企业乃至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摸索中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还记得万科开始进行企业文化改造的时候，我们参照香港的上市公司做了招股通函和公司章程。

后来改造完成，钱也筹到了。当时在管理层内部就有过一次讨论：由于当时国内连《公司法》都还没有，一切办法和规定都是我们从香港照搬过来的，我们这样去做，会不会把手脚都捆死了？

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态度：如果未来依旧不规范，没有那一套你就玩不下去了，那我宁肯放弃这个企业，移民到国外做个二等公民，起码不用遇事就低三下四地去行贿。

在当下，要想做到不求人是绝对不可能的，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坚决不要去触碰法律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