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我的父亲，个子不高，背有些驼，满脸沧桑，但嘴角却总是微笑的。

我打小从没见过爷爷，他在我父亲十四那年，便撇下奶奶，父亲和姑姑离去了。从此，父亲不得不用他幼稚的肩膀扛起全家的希望。

那还是解放初期，大队正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劳动竞赛。父亲抹干眼泪，用他柔软的手，稚嫩的肩和坚强的性格开始了与大人之间的劳动竞赛。但必竟是年幼，力气又小。在大队里经常遭到人们的欺负。

父亲是小学毕业。学过几年文化，能够双手打算盘。那时，在村委里，有位远方的亲戚，看到父亲一家艰苦的生活，很是同情。在了解到父亲能够双手打算盘后，便让他给大队记工分。这样虽然父亲不再劳累了，但记工分的工作挣钱太少了。家里过得太辛苦了。

有一天，外面来了两个人，说是招收铁路工人。父亲便告井离乡，只身来到大同。出来的那年，他穿着一件家乡的土布小褂，脚蹬着家乡的懒汉鞋，理着乡下特有的光头。

铁路招工时要在大同学校学习的。

初到大同学校时，父亲的打扮招得同学们哄堂大笑，父亲凭借着自己的苗红根正，为人实在当上了副班长。在学校，他经历了白面大米吃不了随便倒，和后来的只能偷着进城买馒头吃的五十年代。学校里，他在钳工班。班上有大同的一帮同学，和运城的一帮同学，形成两个阵营。两家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每当父亲谈起在大同学习的情形，便两眼光芒，嘴角挂笑。

学校毕业后，父亲到过大同，忻州，太原，榆次，两渡，临汾，运城等地工作，踪迹漂泊不定。长年的外地奔波，使他的家乡话被感染的杂七杂八。现在，不了解他的人，是根本听不出他说的是哪里话。但令他欣慰的是，他给寄回去的补助还是可以使是家里人生活的。在那段时间，他入了党。我见过那时的一张老照片。他留着中分头，穿着展展的路服。很是精神。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们不再安心于工作，展开了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父亲和大伙一样，激情高昂，热血澎湃。大革命开始时，还是文斗，敲锣打鼓把领导接来，批斗完在敲锣打鼓把领导送走。说是批斗，只不过是喊些口号，再要求领导解决些问题。

但到后来，文革发展到了武斗。父亲看出了“阶级斗争”的愈演愈烈和社会过热的激情。悄悄的开始退出。有一次，临汾领导打来电话，让所有职工带上铺盖卷到临汾开会报到。到了临汾后，领导也没讲话。只是传下话来，安排在大厂房休息。可大厂房的窗户早已被堵得严严实实。那天晚上，我的父亲遇到了老乡。他告知了父亲真相，原来聚集这么多人，是为了搞武斗。父亲也因惦记家中的奶奶和姑姑，便立刻请假回了老家，理由是：奶奶病危，须回家处理事宜。结果躲去了一场大难。那次武斗的第二天早晨，临汾方面便给他们一人发一支柳叶枪，参加武斗。第三天早上，大卡车拉着一车伤员回来了。

文革结束后，父亲也定居在了介休，开始了安定的生活。在单位上，由工人升到了干事，又升到了办公室副主任。直到退休。

现在，退休在家的父亲享受着天伦之乐，悠闲的养起了鸟儿，栽起了花儿。但有时他还会讲起那少时的艰辛，坎坷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