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处何需说雷锋

只可惜中国文化的发展，由于功名的引诱，伪善由歧路变成了正道，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又把伪善事业“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学雷锋运动就是其中之一。

学雷锋运动的发起也许是毛泽东，林彪搞政治斗争的产物。在六二年一月的中共七千人会议上，在大跃进中瞎指挥的毛泽东不得不做了自我批评，刘少奇搞出了一套受欢迎的方针政策，威信大涨。然而，容忍他人挑战自己的权威，这不是毛泽东的修养。林彪很懂得老领导的心思，他在七千人会议上反潮流，说：我们的困难，恰恰就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国防部长林彪开始在军队中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毛泽东则在全国大树军队模范。一九六三年二月，解放军总政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号召“创造四好连队”，“四好”的第一好就是“政治思想好”。

军队政工人员想起了六二年八月去世的雷锋，于是，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什么呢？学毛泽东他自己，“人民日报”三月十三日发表社论“像雷锋那样做个毛主席的好战士”。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正式开场了。

所以，与我们平时赞扬他人不同，学雷锋运动一开始就是为了推动“向毛主席著作学习”，是神话毛泽东的一个运动环节。

到此，请问你还想学雷锋吗？六十年代是中国政治的极端时期，夫子讲，为善者的操守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雷锋能在无道时成为钦定的天下楷模，可称善乎？

很显然，学雷锋的初衷就是学政治。现在新长征时期搞不了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了，才只剩下了学他做好事这一条，你我也不必问清对方家庭成份便可以“春天一番”了。如果国人真的按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的三条干成了雷锋们，海外分子还敢回国去经受雷锋们的“严冬”吗？等着替国内的亲戚办移民吧。

有些人以为，雷锋是死后才成模范的，至少，他死前不是为了当善人才做好事的，不是先贤们讲的那种伪善人。

其实，雷锋去世前就是“行善”有名了，“人民日报”在他活着时就“曾经多次介绍过”。他在农村，在鞍钢，在部队，生前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五次被评为红旗手，十八次被评为标兵，并获青年社会主义分子称号，在部队立二等功，当选为抚顺市四届人大代表。

一九六二年去世时，他才二十二岁，得这么多的善人头衔，他一定忙得很：忙着背更多的毛主席语录，跟同志们谈心去掉非无产阶级思想，去做更多的好事，在日记中写下做好事的体会，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

雷锋的事迹被美化，“雷锋日记”也按革命的需要被红色秀才们修改了，即使从修改了以后的“雷锋日记”来看，为了无愧于自己的荣誉称号，为了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才是雷锋“为人民服务”的动力。

为了荣誉去做好事，按圣经和孔夫子的说法就是假冒为善了。

雷锋也许有向善的愿望，一开始做善事也不是为了善名，但是，无论雷锋最初的愿望多么良好，他所得到的鼓励让他扮演了伪善者的角色。评先进，树样板的制度把真变成了伪，雷锋叔叔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报纸还说，雷锋做了好事有时不给当事人讲。譬如悄悄给战友的父亲寄去二十元钱，把中球月饼送给医院病人，给受灾人民寄去二百块钱。

奇怪的是，无论雷锋多么“谦虚”，他的善事很快就被同志们和组织上知道了，成为雷锋“争取更大光荣”的评比业绩。有了这种良好的反馈机制，雷锋同志做好事留不留姓名也无减于他的光辉了。想想看，短短几年就干了二十九个荣誉头衔，业绩不让革命群众知道能行吗？评比时能服众吗？

也许，雷锋真的是不是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雷锋这个象征，学雷锋运动使得共和国的人民越来越善良了。

真的吗？这一点我还不敢肯定，不学雷锋中国人就会少行善了吗？那么，雷锋又是向谁学的善呢？

相反，学雷锋运动助长了中国社会的假冒行善。从上小学那时起，你我就被要求写“周记”和暑假作文，记一件学雷锋做的好人好事。由于要求太多，很多小学生就是从写“学雷锋”作文时学会了第一次书面撒谎，学会了文过饰非，夸张自己。有一学期我“写了”四次拾金不昧，才对付了四个星期的“周记”，有的同学“老实地”省下零化钱交给老师，说是路上拾到的。

有幸进了学堂的儿童，却不幸地承受了说假话的压力。我真希望，中国的小学以后能还给孩子们一份诚实的清白。

参加了工作，撒谎就由文字提高到了行动：平时不做好事，到了每年三月学雷锋季节，各行各业的青年们放下工作，在街上摆个好人好事摊位，拿出听诊器，理发剪，补轮胎的胶水，这些东西是演出好人好事的常用道具。第二天报纸就登出了一大堆学雷锋的主旋律统计数据，美其名曰“精神文明”。

培养吹牛撒谎风气，学雷锋运动是功不可没，虽然，学雷锋运动本来不是为了鼓励伪善。

“学先进”运动，象中国的许多官方组织的社会活动一样，最终成了弄虚做假的游戏。“学先进”运动还导致：人人从小争当先进，评上了先进，或三好学生，或五好战士，你就是英雄；评不上你就是普通群众，狗熊。到了美国来，你还可以看见争气斗狠，你赢是我输，不为他人的成功感到高兴；夸奖他人好象是替人家当先进评功摆好，把自己给搞成了落后分子一样，不干。

“学先进”运动，也把亿万人形形色色的价值观统一到了几个红色标准上，丰富多采的生活被视为离经叛道，中华民族朝气蓬勃的创造性被冰冻为万众一心的盲目追随，到了文革极端时期，一个人犯病，全国人民发烧。现在还有那追风成性的，没有“学先进”就过不了日子，硬要在左右邻舍找一个模范来攀比。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活出自己来呢？

简单地把“学先进”运动归因于四九年以后的大陆政府是有失于偏颇的，就象很多官方组织的社会活动一样，它可以追溯到千年以上，或以革命的名义，或以道德的名义。只不过四九年以后“学先进”运动变得更广泛，更有组织性了，成为了社会的主旋律颂歌，其结果当然是更糟糕了。反省中国的“学先进”运动，抛弃好人标兵的神话榜样，有助于重建中华民族求实之心，为善之道。

平生不求播善名，到处何须说雷锋？善由心随，善事该做而不必自己去宣讲，“善人”之名不可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