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的“五四”记忆

1919年的“五四”运动，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其回忆录《西潮》对其如此记述：“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亲日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对象，群众蜂拥到曹宅，因为传说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学生破门而入，满屋子搜索这三位‘卖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则被群众抓到打伤。学生们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离去前把所有的东西砸得稀烂，并且在屋子里放了一把火。这时武装警察和宪兵已经赶到，把屋子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逮捕了近六十位带往司令部，其余的一千多名学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人自承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要求入狱。结果全体被关到北京大学第三院（法学院），外面由宪警严密驻守。”这还算一种比较价值中立的叙述，大量与此相类似的叙述，尤其是后来历史教科书里对“五四”的宏大叙述，逐渐地建构了一个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完整谱系，而在“五四”运动中发生的具体细节，尤其是当事人中间被暴力一方的记忆，似乎隐没不彰。

晚年曹汝霖回忆，得知北京大学生可能冲击曹宅后的北京警察厅派去保护的三四十名警察，因为上头交代“文明对待学生”，故连警棍都没有带，警察们只好就近寻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封堵大门。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遇阻的学生，迅即转向来到曹宅。时隔数十年，曹汝霖似仍清晰地记得“五四”运动中的这一幕：

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指章宗祥，引者注）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

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做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又到两亲卧室，将一切器皿打毁，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即说，这是人家送给我的，我还舍不得用，即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他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后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将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

《随笔》2013年第2期出版：《随笔》杂志社

据周策纵的研究，在骚乱中院子里学生和警察也有些冲突。但是当时警察在那种情形之下，态度相当温和，实际上他们有些人“保持一种宽厚的中立”，只是受到了上峰几次紧急命令之后，才被迫干涉学生。当时的一份报纸报道说：“对中国地方上的观众说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讥刺。这个人（指曹汝霖，引者注）曾经替整个北洋军队筹措到所有的军费和军火，他通过他的伙伴可以指挥数十万大军，却被青年学生把自己的房子一扫而光，竟没有一个人来替他开一枪作一臂之助！”可见，当时的北洋军阀在学生面前，相当克制，有论者指出，北洋军人尚且遗留有晚清军人尊重读书人的习性。

这就是曹汝霖版的火烧赵家楼的大致情节，当惊魂甫定的曹汝霖面对前来执勤的警察官员时，曹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有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参与“五四”暴力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着名教育家和作家的江绍原等人。“五四”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基于对运动中的暴力的反感而中途退出，而梁漱溟则在事后批评北京大学生缺乏法治理念，认为这三位官员未经法院审判而被殴打、驱除，这本身即构成违法，引发了当时社会舆论之哗然。时过境迁，身为受害者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对“五四”的评价却相当温和：“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太大。学生运动，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后段则学生全被利用，为人工具。”姑且不论孰是孰非，我们从“五四”后没多久就远赴英伦留学的傅斯年的文章《〈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可以读出他对这一段学生运动史的沉痛反省：

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两千年专制的结果，把国民的责任心几乎消磨净了。所以中国人单独的行动什九卑鄙龌龊，团体的行动什九过度逾量——这都由于除自己之外，无论对于什么都不负责任。我常想，专制之后，必然产生无治：中国既不是从贵族政治转来的，自然不能达到贤人政治一个阶级。……所以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然而以个人的脾胃和见解的缘故，不特自己要以教书匠终其身，就是看见别人作良善的政治活动的，也屡起反感。

这种从“五四”政治运动，而折转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的另一种转向，却往往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被有意地遮蔽了，若曹汝霖生前曾经读到“五四”学生领袖傅斯年的这一番掏心掏肺的诚恳自白，也许会稍微心安一点吧。

初二:董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