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探文缘

天地里，红尘中，每个人都有无数的际遇。那冥冥的际遇，就是“缘”。

缘来缘往，它牵系着人们的生活的轨迹，演绎着人生，演绎着每个人的悲欢离合，让人们体味着苦辣酸甜、喜怒哀乐，这无不是“缘”的结果。这些际遇，演绎着一个个开始了后来又结束了的故事，结成了一环环的生活轨迹，在轨迹的这些点上，有的，你很快就忘记了；有的，你会记忆到永远。

由相遇、相识并且相处，导致了不幸或悲剧，那是孽缘；

向佛、拜佛、信佛，乃至于削发为僧尼，甘于在青灯古佛前过着暮鼓晨钟的日子，那是佛缘；

在相处中由相知、相惜而结下了友谊，在生活中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鼓励，那是情缘；

在男女相互友好中而终至相爱，最后相互许以终身，厅堂牵上鸳绸，结成了夫妻，追求生生相伴，白头到老，同床共枕，生儿育女，那是姻缘;还有亲缘、血缘、人缘、族缘……这都是缘。

缘的起落，伴随着每个人的生生世世。

有一种缘，是文字、文章、诗词创作牵系而起的，我把它称之为文缘。这种文缘的双方不必要见面或相识，也没有其它关系，亦未必有生活往来，但是在文字中相互切磋，在文章中相互交流，在诗词中相互唱和，在创作中相互启迪，这种文缘亦是弥足珍贵的。就某一角度、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缘更难得、更有意义、更值得认真把握、更值得珍惜。

古往今来的文缘不少，有的很让人感动，有的很让人惋惜，有的最后又变成了孽缘，文缘的结局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文学大师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奠基人。而萧红，是黑龙江呼兰的一个乡间姑娘，后来外出求学。可她的处女作《呼兰河小传》被鲁迅先生看到后，先生一眼看出其不凡的创作底蕴、深刻的思想内涵。不仅为她写了序言，而且给予了热情的鼓励，真诚的帮助，使萧红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女作家，而且写出了她另一部十分有分量的著作《生死场》。尽管萧红患病早夭，但她和大师的文缘可谓不浅。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躯孙中山先生，青少年时期就投身到推翻满清的革命中。他曾到满清的南洋大臣张之洞那里去，欲做他的工作，劝说他转投革命，所以就投帖张之洞要求接见。可张之洞却斥之曰：“持三字帖，见一品官，秀才安敢称兄弟”，孙先生即回之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生亦敢傲王侯”，这一来一往的三十字，亦可谓是孙先生与张之洞的一生文缘吧？当然，张之洞是不会看得起这个年轻人的，这也是他不知“后生可畏”这个道理。他怎会料到，就是这个人，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位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文坛巨匠郭沫若，是诗人、‘文学家、也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年轻时就才华横溢，立志报国。他写出了《站在地球边放炮》和《炉中煤》等许多饱含爱国激情的诗篇，使得当时国中文坛受到巨大的震动。郭沫若这个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对这个气魄宏大、志趣高远的有为青年无不尊崇、敬仰。孙先生也曾寄信与他，予以赞扬。后来，孙中山组建黄埔军官学校，特征他为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共掌政治部，这也是孙先生与郭沫若的一段文缘。

李白的《赠汪伦》是孩子们的发蒙诗之一。“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是李白对汪伦深情的描述。李白和汪伦之所以有如此深情，那是他们之间文缘的结果。汪伦是一个农民，他因为仰慕李白的诗才，盛情邀他来家中做客。两人数日相聚，饮悠游，结下深厚的情谊。直至李白与汪伦不得不分别，李白乘舟欲行，情在不舍；汪伦踏步而歌，逐船相送。李白以桃花潭，“水深千尺”犹“不及”汪伦之情“，来比喻汪伦对自己的无限深情，可见两人的感情真非一般。

李白和孟浩然之间也是文缘甚厚，交谊良深。两人在武昌相见，契阔谈，惺惺相惜，当孟浩然离开武昌前往广陵，顺江而东，孤帆远逝，李白咏诗相送：“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依依惜别之情，溢于声韵之间。由此，我深爱童丽的《烟花三月》那支歌，特别是其中的“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好朋友？扬州城有没有人为你分担忧和愁？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知心人啊？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我觉得这是文缘的崇高境界。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是李白与王龙标之间情意的写照。王龙标欲出使夜郎，李白却要追随明月，与他同往夜郎之西，可见其情之深，其意之厚。

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是写杜甫与李龟年在江南相逢时的惊喜。杜甫是尽人皆知的诗圣，李龟年当然熟读过他的好多的奇诗佳句；李龟年作为梨园班头，杜甫当然领略过他的奇技绝艺，两人当然文缘不浅。而他乡遇故知，是何等的喜悦啊？

王维在《渭城曲》中唱到：“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元二西出阳关，奉节安西，王维以诗相送的诗句。王维和元二此次分别，虽不是缘尽永诀，但元二客行天涯，两人毕竟是天各一方，相聚良难，所以满腔浓情的诗人，以杯酒相敬，表达了自己的留恋不舍。

高适与董大交谊非浅。高适极尽赞美董大的琴艺，董大极其崇拜高适的诗名。当董大辞别高适要远去他乡时，高适以诗慰之：“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足见董大艺名之高，高适诗名之远，也足见两人文缘之深。

文缘中有情、有爱，所以有好多的文缘、特别是一些男女之间的文缘，竟至变成了姻缘。

汉初，汉赋兴盛于文坛。士子大夫们纷纷以赋体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武帝初年，司马相如以能赋，蜚声于国中；以多才多艺，闻名于天下。蜀中大贾卓王孙慕其名，宴请于家中。他应主人之邀，抚筝一曲，为《凤求凰》，不料为幕后卓王孙女卓文君所窃听，卓文君对司马相如早已倾慕，遂与其私奔。不料因生计窘迫，司马长卿当炉盥洗，卓王孙闻之后，亦不为接济。后来他靠了文才在朝廷当了官，才不愁生活。据说，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还曾重金请他写一篇意欲挽回局面的《长门赋》，但终于没有奏效。

唐代的大诗人温庭筠和当时名噪天下的才女鱼玄机，也曾有过很深的文缘。开始，温为了考察鱼玄机的文思、文采，曾以《江边柳》为题，请鱼玄机作诗。鱼遂于片刻之后赋诗一首。温见诗之后，觉得音韵、寓意、词句皆俱佳，方知玄机之名非讹，两人遂成文字之交。后来，鱼玄机多次寄诗温庭筠，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表达自己渴求幸福的愿望，把温当成先生、长辈，温也十分理解。后来，温做伐将才子李亿荐给鱼玄机，促成了两人的婚姻。但李亿惧其妻，竟把鱼寄寓尼姑庵中。鱼玄机因失手至死其婢，竟被垂涎于她而不可得的州官判斩。温与鱼虽过从酬唱，但皆持重自好，始终未有越池之为。他们之间的文缘是清白而纯洁的。鱼玄机是文采冠于当世的女媛，人谓貌似琼花，才笔绝妙，死于色狼刀下，时年仅24岁。

唐代的元稹的是当时文苑的魁首，而薛涛的才貌亦冠绝一时，元稹与薛涛可谓文缘不浅。那时，薛涛在蜀中寓居，元稹前往探视，两人诗词酬唱，文字往来，后来竟达到姐弟恋的程度。但两人的恋情没有结果，薛涛没有求娶，元稹也没有求嫁，但是两人文字过从亦即两人的文缘却为后人所称道。我的一个网友曾表示，她最烦像元稹这样的人，一边高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一面与别的女人勾搭保持暧昧关系，，最后也不负什么责任，可见在这一点上，他远不如温庭筠磊落。

苏东坡在宋代文坛上，有着任何人也起不到的的作用。他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深词远，文章盖世，为千百年的人们所称道。而那个盼他琼海归来、待他娶纳的超超，原本是仰慕他的文采，但因积思成疾，竟至夭亡。临死还嘱人将他埋在海边的沙中，迎候她意中人的归来。她只是个普通的女子，最是崇仰苏轼的文才，为此，苏轼十分伤感，写了不少的追念超超的诗词，这忒是一段文缘佳话。当然，苏轼和当代的好多诗词大家、文坛巨儒、特别是文采高超的“苏门四学士”的文缘都是非比寻常的。

最为让人感怀的是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和名伶朱帘秀的文缘故事，那是生死相许的文缘真情。朱帘秀最爱演关汉卿的戏剧，且对他的文采和为人十分赞佩。后来关汉卿打算写《窦娥冤》，又恐怕受到元庭的阻挠与迫害，更怕朱帘秀饰演受累，就犹豫不决。朱帘秀鼓励他说：“写！你敢写我就敢演，大不了丢一颗脑袋。”后来，关汉卿真的写出来了，在上演前，关朱两人相约：“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床死同穴。待来年遍地杜鹃红，看风前四姐（朱帘秀自称）汉卿双飞蝶，相永好，不言别。”足见两人文缘之深，情缘之厚。

近代，也不乏死生相交的文缘挚友。

近代的大诗人徐志摩和名媛陆小曼，就是文缘挚友。据说陆小曼酷爱诗歌，但别人的诗她都品不出味道来，只有徐志摩的诗才能让她兴奋，才能引发他的兴趣。久而久之，她每日不吟徐志摩的诗，便寝食难安。吟咏徐志摩的诗竟成了她生命的依托，象水和饭一样，一日都不可缺。后来，陆小曼竟发誓非徐志摩不嫁。徐志摩知道后，真心实意地娶了她。但不久，因徐志摩所乘飞机撞山失事，竟英年早逝。陆小曼在哀痛之中，收拾了他所有的遗稿，修校后出版成集。以后多少年，她外出必携此诗集，日间诵读，夜间置于案头。她说：“只有这样，我才觉得志摩他没有离开我”。

但是，文缘中也确有后来成为孽缘的故事。当然，这些孽缘是少见的，。

民国年间，张心远和谢婉莹都是当时很有名气的文人。他们的作品都被各个刊物竞相出版、发表或转载，他们之间都互相欣赏。有时，她们的文章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人们看了谢婉莹的文章就去找张心远的文章，发现了张心远的文章，读后就要找谢婉莹的文章。张心远早已倾心谢婉莹，但张几次向谢表示倾心之意，谢都置若罔闻。后来，谢婉莹索性把名字改成“冰心”，以示无结交之意。张心远在数年间都无法接近她，还积恚成恨。他按着“冰心”之意念，亦将自己的名字索性改成了张“恨水”，取“恨水亦即恨冰”之意。

据说，在谢婉莹病榻临危之际，尚有人向她求证此事，但谢矢口否认。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这个故事是否真的存在，都说明了文缘不一定都是美好的结局，文缘既可以发展成姻缘，也可能变成孽缘。但我以为，最好还是让它保持在文缘状态，这要文缘中人慎重审视。

在古代，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初唐时，刘希夷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诗句，他写出这首诗之后，人竞相传颂，市井广闻，远播异域，人们具做为口头禅吟之，但皆不知所出。后来，刘希夷的舅父宋之问见是出于其外甥之手，多次向刘希夷讨要此稿，刘不答应，多次搪塞不给。宋之问就脑羞成怒，竟以仓中的几个米袋压在他身上，刘希夷在气愤之际，又恨又急，竟至亡毙。

这也是文缘变孽缘的故事。

魏武帝曹操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言”，这句话充其量也许能对一半，因为文中人相轻者有之，相重者亦有之，相惜者有之，相害者亦有之。相知者很多，相敬者更多，相害者极少。

宋代的宋祁，官至尚书。他有一首《玉楼春》，写得极好：“东城渐觉风光好，榖皱波纹迎客棹。绿阳烟外晓云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慰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全词的“诗眼”在一个“闹”字，这一个“闹”字把春天写活了，仿佛那芳菲的艳春，不仅蔚然有色，且也铿然成声，这就使春天声色俱佳，更加诱人、动人。与之同时，有一个张先，号张三影，写了一首《天仙子》，其后阙为：“沙上并禽池上鸣，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迎，人初晴，明日落花应满径”全词的诗眼在一个“弄”字，则“云破月来花弄影”的一个“弄”字，把花月的动态推到了极致，使人觉得花月之夜的静谧中饱含着热烈，凄清中充满着生机。

其实，宋祁和张先早已相互仰慕，宋祁去拜访张先，称之为“张三影郎中”，张先则称之为“春意闹尚书”，两人相顾大笑，畅叙良久，觥杯交欢，依依惜别。这岂非文缘佳话也。

相逢是缘，相别也是缘，所谓“聚散皆是缘，离和总关情”，所以人们对缘有所期待，亦有所怨愤，其中包含着多少不甘和无奈。所以人们有时对“缘”憾恨地寄意说“尘缘如梦”，那是对那些起伏、坎坷、曲折、不可知、空蒙、以及失落的忧怨。人生是不可能万事如愿的，哪个人都会在人生的漫长道路上遇有坎坷和曲折，也是因为这，有时那缘来缘往、缘生缘灭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文人多情，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由于对周围的事物的敏感，因为他们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对那些美好的东西迅速地汇结于心，并用喷发的热情倾之于笔端，又因为文缘中含蕴着情谊和友爱，而文学又是以形象而动人，所以古今文人在文章、诗词中抒发自己的心迹和感情就不足为奇了。而情感和感受的偕同，即必然促成了文缘。

人的一生是暂短而漫长的。说它暂短，那是因为每个人的一生充其量不过是几十年，百十年；说它漫长，因为每个人都是一分一秒地、一日一月地、一年一年地度过的。在这一生中，许多际遇都是匆匆而过。歌词中说：“情难舍梦难留，温暖你的是朋友”。在人生的风云路中，文缘可以带给你真诚的祝福，那诚挚的心意，有的不说你也能懂。在你开心的时候，在你寂寞的时候，在你平安的时候，在你苦闷的时候，在你有泪挥不去的时候，在你幸福的时候，无论是在海角天涯，山高水远、山长水阔，那份情挚，那份思念，都弥足珍贵，都会温暖你，安慰你、帮助你、支持你。

所以，若是有缘相遇，希望好好珍惜，因为天涯遥远也有情。那些希冀、理解、关怀、祝愿，是你一生一世都难以得到的珍贵的财富。

所以，愿我们能珍惜文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