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忍文化

中国忍文化，少不了讲两个故事：“韩信胯下之辱”、“张良圯（yí,桥）上拾履”，后一个故事，引发苏轼感叹：“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留候论》）

你到禅宗圣地天柱山三祖寺旅游，可以抄得一段文字，“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忍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重要部分，忍的意义、价值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忍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儒、道、释均有大量论述，许多哲言、警句和故事、经典，元代许名奎、吴亮还编了一本《劝忍百箴•忍经》。忍的意义、价值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修养。“要做人，先学忍”，惩忿窒欲、自我克制，能忍人所不能忍，是修身养性的一种精神境界。《书》云，“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容忍仁也，强忍义也。”（《广雅•释言》）二是策略与生存之道。为了达到目的积蓄力量的一种手段，舍小取大，“小不忍则乱大谋”（孔子），“韩信忍胯下之辱而终以封王拜将，勾践卧薪尝胆而以三千越甲吞吴”。生存之道，“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延伸到治国之道，有了忍才有和谐稳定，此乃“王道”也。

中国忍文化，对国民影响力极大，个人成败与国家兴亡，无不讲一个“忍”字，“忍之一字，自宰相至于士庶，人皆当以为药石”，（许名奎）药石，禅门晚餐也。五四以后，人们更多从批判角度数落忍文化的不是，认为忍文化，是国民劣根性形成，使中国沦落为外强中干的弱国的根本原因，国弱民更弱，全是忍文化闯的祸！

忍文化不是中国独有的，谁说国人只有忍，没有血性？

日本、西方均有忍文化。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都是受儒家学说（孔子，孟子，王阳明）、佛教（禅宗）思想影响极深的，所以日本忍文化相当盛行，有些方面不亚于中国，可以修行到极至，达到“无我”境界，类似“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也不少。西方忍文化，提到最多的是《圣经》打脸之说，“耶和华告诫众信徒，‘当别人打你左脸时，你要将右脸伸给他’”。骑士精神，十分讲究修养，看重一个忍字，如英国骑士授衔有一个程序，领主用剑背在被授衔者颈部或背上敲击三下，有时还扇一个耳光，作为被授衔者忍辱负重的象征。（阎照祥：《英国贵族史》）

“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当做人杰，死即为鬼雄”，谁说中国只有忍，没有血性，没有尚武精神，没有抗争？历史上有刺客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有蔺相如在“完璧归赵”中与秦王斗智斗勇的故事，“如果大王硬要逼迫我，我情愿把自己的脑袋跟这块宝玉一块儿碰碎在这根柱子上！”有“大丈夫本该死于疆场，就算马革裹尸，也是光荣的事！”（马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清”（文天祥）的豪言。从商周开始，就出现了为民请愿、拚死谏言的壮举，如商纣王时期的比干，“历经秦汉以来，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苏轼），以死进谏，又叫“尸谏”，明代有青文胜，清朝有王鼎、吴可读等，“杀身成仁，以身殉道，流芳千古，永载史册”。

中国人曾是尚武的民族，何时变异的？忍的边界问题中国人曾是有血性、崇尚武力的民族，如此民族，应是一个刚强不屈的民族，何时“退化，沦为他人手中的‘玩物’的”？（林语堂）何时变得堕落、甘当奴才的？（鲁迅）有学者对这种“相当复杂的变异过程”难以理解。

“忍字头上一把刀，说明忍是意志坚定的表现，而不是丧失意志的懦弱表现。本来是具有崇高精神的修养状态，变成浑浑噩噩，逆来顺受，无可无不可；本是富有牺牲的精神状态，会变成充满心机的谋略。”（落瑛）批评者对忍的正面价值也是充分肯定的，修身养性，本是文明、理性的象征；策略也是成功的一种手段，问题只是出在忍的边界问题上，即度的把握上。

日本，西方，不论是骑士精神还是武士道精神都重视修身养性，所不同的在于对忍的度的把握远远低于中国人，“美国二战时对日本人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给日本人施加侮辱，只要达到中国人的十分之一，就会立即导向战争”。（邓蜀生：《美国与移民》）有学者提出日本人具有双重人格特质，日本有一个民谣：“花是樱花，人是武士”，为名誉而战，为名誉而死，“当它最终死亡时，是死在美与力之中。”（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中国人喜欢引用《圣经》打脸之说，但在《圣经》上，还有这么一段文字，“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圣经•旧约•申命记》十九篇）“忍字头上一把刀”，超出忍的限度，刀即出鞘，有限度的忍是一种修养，无限度的忍是一种怯懦，这是日本人，西方人的解读。

变异过程，过犹不及，“圣武主义”，“霸道”与“王道”以中国的忍的边界为标准，骑士精神与武士道精神的忍是绝对“过”。过犹不及，过、不及都是违背中庸之道的，实际上，中国人对“不及”不感兴趣，对“过”却耿耿于怀，所以往往选择“过”的另一极，即“无度”，一味的忍让，修身养性“过了头”。不关注“不及”，包含在“不及”中的抗争、自卫等正当、合理的东西也就不在话题之内了。（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

中庸之道，过犹不及，只限于子民，历代王朝的开国皇帝，都是靠武力（刀与火）“取而代之”的，鲁迅称之为“圣武主义”，打天下的不忍与暴力是“替天行道”；一旦坐上皇帝宝座，十分忌讳老百姓的“效仿”，要求子民忍，并强权迫使子民不得不忍。

儒家认为，事有可忍不可忍之分，孔子有“是可忍，孰不可忍”感叹，“忍与不忍，断之于义矣。”（许名奎、吴亮：《劝忍百箴•忍经》）忍以“礼”、“义”为度，成了统治者要求子民忍，实行“霸道”与“王道”可以不忍的理论依据，忍文化也就成了对付子民的精神枷锁。“力者，德之役也”（荀子），不为德所役之“力”，孔子是不会提及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统治者基础在力，只是以德的名义出现，崇礼与严刑、礼法合一，力保江山不倒！

忍文化作为国粹，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弱民，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国人毫无节制的忍让退缩，“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忍之忍之再忍之，忍到忍无可忍之时再忍一次，当能绝路逢生，转祸为福”（《增广贤文》），“以一种退缩、回避、逃入，遁隐等方式对付生存的挑战”。“在一个忍言充耳、忍水灌顶的环境之下”，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心理，“奴性驱入潜意识”，冷漠，麻木，懦弱，缺乏自信，精神萎靡，听凭命运的摆布，“社会失去了前进的生命原动力”。

毫无节制、无条件性的忍，要求子民忍受人世间一切苦难与不公，形成一种胆小怕事，忍气吞声，独善其身的国民劣根性特征。没有血性，决不犯上作乱，死也不抗争，“反抗也是死，何必反抗”？谁也不会因忍无可忍“去闯祸”，忍字头上一把刀，刀是根本用不着出鞘的，在“以强凌弱”的、“残忍”的恶势力与官府面前，成了任人宰割的可怜虫。忍能感化“残忍”“立地成佛”当然好！不能，一点辙都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助长了恶势力的毫无顾忌与官府的肆无忌惮，如此，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冷漠、懦弱的性格，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卑微、渺小意识。

维护权利，看成是“刁民”行为；正当防卫，看成是“以暴制暴”；提出维护权利，认为是煸动对社会的不满，是对现行体制的仇视，是对稳定局面的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上缺乏独立的个性价值观和人权意识”（李大钊：《守常文集》），没有权利意识，更不能抗争，何来社会责任感？！权利只有权力的恩赐，求得“暂时做稳了奴隶”，只有寻求强者的保护，期待、希望明君、清官、侠客为自己作主。

因为有了忍文化，天下得以太平，社会得以和谐稳定，因此，“王道”、“霸道”将中国的忍文化与帝王文化、清官文化、武侠文化，以及宗教文化融为一体，为统治者所用。“中国的脊梁”可以进入“正史”，以死谏言，来个“厚葬”，立个“祠堂”，“尸谏”就从“以死抗争”变成了“忠君义举”了！“不管怎么样，中国能混五千年，这就很了不起了”（梁启超）。这五千年，中国总是跳不出恶性循环怪圈，中国人总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交替循环（鲁迅）。

中国人的确能忍，物极必反，从忍的无度、极度，最终发展到难得的“忍无可忍”程度，“在极度绝望中，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此时一根稻草就能把一只骆驼压垮，一点小火星就会引起燎原之势。“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再来一次“汤武革命”与“圣武主义”，暴力改朝换代，中国就是在这种非理性、破坏性、毁灭性的恶性循环中“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