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的优雅1200字以上

曹文轩的优雅

1200字以上 初二 记叙文

曹文轩是个优雅的人。无论你把他当作家看,还是当教授看;无论你把他当儿童文学作家看,还是当成人文学作家看,甚至是当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看,他给人的印象只有两个字:优雅。这种优雅不是血统带来的,也是和他的出身无关的。

曹文轩中等个子,长着一个娃娃脸,留着一个小平头。他的年龄和他的容貌保持了相当大的距离。你可以说这完全得力于南方气候的滋润,但我觉得这和水有关,和他广博的阅读有关,和他的人生态度以及宽阔的胸怀有关。他的笑最有特点,当他开心地笑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笑是从下巴颏那儿往上散发出来的,直到头发都在发颤;当他想笑但小有节制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从头发梢往下流下来的,最后凝结在下巴颏上。而他最喜欢的是那种从左右腮边荡漾出来的姿态。这是常态,也是他最想保持的优雅的微笑。

曹文轩的优雅的外表常常让人羡慕,但让我嫉妒。明明他是50后的,我是60后的,但我和他一起走进学校的时候,很多孩子会喊他曹伯伯而喊我安爷爷。而那些老师们往往会看到我德高望重的样子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和我先握手还是和曹文轩先握手。这都是一些茶余饭后的笑谈。他本来是玉树临风的感觉,没想到他却常常是树大招风。每次进校园的时候,他都会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武林,不要去卖书啊,我们做讲座。”他倒是喜欢学生和老师多多地参加,就像一个演讲家喜欢很多人听演讲一样,这种心理倒没有一点可指责之处。在太原,我倒是担心他给小学生讲课的能力和技巧。我很清楚,他给大学做的是公益讲座,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过道上都站满了人。除了他谈《围城》和《红楼梦》之外,自己的作品只字未谈,我甚至怀疑那些大学生知道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书没有。

曹文轩很优雅,有时候还很孩子气,这点孩子气来自于他的童心。当他表现孩子气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喜欢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就像许多虚荣的蓓蕾要绽放一样。我担心他给小学生讲课有问题,没想到他的演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下来后,他笑眯眯地对我说:“武林,别担心,我有好几套语言系统哪。”就像他有好多玩具展示给你看一样。这种优越感只是展示给朋友们看的。像他这样一个经历过很多人生坎坷的人,有很多人生阅历的人,有一颗对生活感恩之心的人,从草房子那里走到北京,且到一个有悠久历史的高等学府里面,他不能没有优越感。否则,他就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曹文轩是个书生,是个知识分子,这种优雅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他常常说自己喜欢水,因水而生,其实这是一种双重的事实,很多人容易误解甚至是曲解这种事实之中所包含的优雅。一个是表明了他的出生环境,另一个是说明了他文字的特点。他曾经给孩子们讲作文说出“折腾”二字,就被媒体狠狠地炒作和利用了一下。他很愤怒,但他愤怒的时候一点儿也不优雅,倒是一派的苦笑和无奈,甚至是苍凉。他甚至会像受了委屈似的说:“要是我变成哑巴就好了!”他不是没有智慧进行还击,也不是没有能力去质问,而是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对他人宽容和理解的胸怀。记得有一次我邀请他参加一个新书发布会,没想到报纸刊登的消息却是断章取义,完全违背了他的本意,在儿童文学圈子里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我很气愤,想找媒体纠正一下。他宽容地说:“武林,算了,别找他们了,他们做新闻的也不容易,要是没有新闻炒作点,他们的新闻也不好做。”

曹文轩非常引人注目,所以关于他的消息在民间和官方流传的都很多。有的消息甚至很八卦,比如南方某报有关于他的不好的新闻。我知道后告诉他,没想到他开心一笑,说:“嘿,我都不生气,你生什么气呀!”无论什么流言飞语,我都要找他亲自对证,甚至包括他的感情,他的生活,我都会刨根问底获得真实的资料。而他,从来都是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并且没有一点恼怒或者回避的意思。有些朋友说我是欺负曹老师,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要找曹老师对证。我说我是敬佩和爱护他,不愿意他被误解和歪曲。我相信不走近他的人和不完全了解他作品的人,很难说能够真正了解他。

曹文轩是个很优雅的人,但他保持一个优雅的姿态很不容易。他更愿意浸淫在自己的文字之中,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人生,真诚而又执著地。

曹汝霖的“五四”记忆

1200字以上 初二 叙事

1919年的“五四”运动,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其回忆录《西潮》对其如此记述:“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亲日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对象,群众蜂拥到曹宅,因为传说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学生破门而入,满屋子搜索这三位‘卖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则被群众抓到打伤。学生们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离去前把所有的东西砸得稀烂,并且在屋子里放了一把火。这时武装警察和宪兵已经赶到,把屋子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逮捕了近六十位带往司令部,其余的一千多名学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人自承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要求入狱。结果全体被关到北京大学第三院(法学院),外面由宪警严密驻守。”这还算一种比较价值中立的叙述,大量与此相类似的叙述,尤其是后来历史教科书里对“五四”的宏大叙述,逐渐地建构了一个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完整谱系,而在“五四”运动中发生的具体细节,尤其是当事人中间被暴力一方的记忆,似乎隐没不彰。

晚年曹汝霖回忆,得知北京大学生可能冲击曹宅后的北京警察厅派去保护的三四十名警察,因为上头交代“文明对待学生”,故连警棍都没有带,警察们只好就近寻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封堵大门。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遇阻的学生,迅即转向来到曹宅。时隔数十年,曹汝霖似仍清晰地记得“五四”运动中的这一幕:

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指章宗祥,引者注)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

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做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又到两亲卧室,将一切器皿打毁,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即说,这是人家送给我的,我还舍不得用,即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他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后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将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

《随笔》2013年第2期出版:《随笔》杂志社

据周策纵的研究,在骚乱中院子里学生和警察也有些冲突。但是当时警察在那种情形之下,态度相当温和,实际上他们有些人“保持一种宽厚的中立”,只是受到了上峰几次紧急命令之后,才被迫干涉学生。当时的一份报纸报道说:“对中国地方上的观众说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讥刺。这个人(指曹汝霖,引者注)曾经替整个北洋军队筹措到所有的军费和军火,他通过他的伙伴可以指挥数十万大军,却被青年学生把自己的房子一扫而光,竟没有一个人来替他开一枪作一臂之助!”可见,当时的北洋军阀在学生面前,相当克制,有论者指出,北洋军人尚且遗留有晚清军人尊重读书人的习性。

这就是曹汝霖版的火烧赵家楼的大致情节,当惊魂甫定的曹汝霖面对前来执勤的警察官员时,曹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有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参与“五四”暴力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着名教育家和作家的江绍原等人。“五四”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基于对运动中的暴力的反感而中途退出,而梁漱溟则在事后批评北京大学生缺乏法治理念,认为这三位官员未经法院审判而被殴打、驱除,这本身即构成违法,引发了当时社会舆论之哗然。时过境迁,身为受害者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对“五四”的评价却相当温和:“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太大。学生运动,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后段则学生全被利用,为人工具。”姑且不论孰是孰非,我们从“五四”后没多久就远赴英伦留学的傅斯年的文章《〈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可以读出他对这一段学生运动史的沉痛反省:

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两千年专制的结果,把国民的责任心几乎消磨净了。所以中国人单独的行动什九卑鄙龌龊,团体的行动什九过度逾量——这都由于除自己之外,无论对于什么都不负责任。我常想,专制之后,必然产生无治:中国既不是从贵族政治转来的,自然不能达到贤人政治一个阶级。……所以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然而以个人的脾胃和见解的缘故,不特自己要以教书匠终其身,就是看见别人作良善的政治活动的,也屡起反感。

这种从“五四”政治运动,而折转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的另一种转向,却往往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被有意地遮蔽了,若曹汝霖生前曾经读到“五四”学生领袖傅斯年的这一番掏心掏肺的诚恳自白,也许会稍微心安一点吧。

初二:董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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