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法

关于笔法

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传承，笔者窃以为“笔法”对于读书人的祸害是很大的。林语堂先生早就说过：“八股有法，文章无法，文章有法，便成八 股。笔法之于文学，有如教条之于教会——琐碎人之琐碎事也。”

有人写文章，写不出自己的风格，便一味的模仿前人的风格，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文如其人”，每人写文章的风格必因个人的不同而互异，倘若勉强自己去模仿某人的“笔法”，其结果只会是“邯郸学步”而已。颜之推便是很有先见的人，他怕他的子孙因为勉强作文而失掉自己的“本心”，在《颜氏家训》里边说：“但成学士，亦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

然而这么简单的道理却少有人能够看透。

前段时间韩寒写了本书《他的国》。书中有明显的“韩式幽默”的成分，读后使人不得不惊异于他见解的独特。而另外一个“作家”将《他的国》山寨版为《我的国》，书中尽管还是有搞笑的成分，可以看出他是在尽量的模仿韩寒的“幽默”，但是读罢《我的国》总觉得书中少了《他的国》里的那种深深的讽刺，只是为了哗众取宠而已。

这就是“模仿”的失败。

古龙刚出道时所写的书也没有摆脱传统武侠小说的套子，所以名气并不是很大。但当他完成《浣花洗剑录》之后，读者便知道古龙要“浣花”要“洗剑”了。果然，后来他的《武林外史》、《绝代双骄》、《楚留香系列》、《多情剑客无情剑》、《欢乐英雄》、《陆小凤系列》无一不在体现着古龙的“求新”“求变”。倘若古龙仍然沿袭着还珠楼主、司马翎等人的风格，或许“武侠三大家”中也不会有古龙的位置，而让位给倪匡了。

这便是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话归正传，“笔法”一词对于学生而言是害多于利的。

袁子才在《书茅氏八家文选》中有云：

若鹿门所讲起伏之法，吾尤以为不然。六经三传，文之主也，果谁为法哉？能为文则无法，如有法不能为文，则有法如无法，霍去病不学孙吴，但能取胜，是既去病之法也。房琯学古车战，乃至大败，是既琯无法也。文之为道，亦何异焉？

此便道出了笔法的害处。

我在书店里经常看见像《作文速写》、《作文提高法》、《教你作文》这类书籍。感觉就像是广告上说的减肥药，抽脂机一样，实则无效，但是“光顾”的人却不少。现在有些人写文章想走捷径，

就像生孩子想要生的快些一样。殊不知生孩子须怀胎十月才能生下来，若是泻痢腹痛，偏认为是分娩之期已到，强行“剖腹产”，产下的只是一滩浓血和一个“肉块”。

作文其实就像是钢针一般。若按自己的路走下去，会越用越锐利。但有人却偏要听一些所谓“专家”谈“写作之法”，实则是钢针刺这般刺那般，到头来却是越用越“圆滑”，没有“犀利”性了。

其实当一个人“爱”上某一个作家之后，行文风格便自然会向那位作家靠近，但是这并非是模仿其人的风格，而是语言特色与之相近，但是终究还是有自己的味道。像苏轼虽然学习了王羲之的书法，但是也加入了自己的风格一般。

但有的学生作文时却偏要想用谁的语言（或许有人连有的作家写作时是何风格都不清楚），或是一定要用什么结构，什么写作手法，什么表达方式，其实是不应该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有云：  诗之有音节，文之有法度，君子以为可不学而解。如啼笑之忧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揭以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

可见文章纯粹是“信手习之”，若过分拘泥于“笔法”一类，岂不是太过于“俗气”了？有“有缘木而求鱼也”之失了。

崔颢的《黄鹤楼》可谓是作的极好的。严羽的《沧浪诗话》中更是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而后李白又作了《登金陵凤凰台》，大有与崔颢“较劲”之嫌。二人究竟是谁作得好，谁作的坏，这是一个争论了一千多年也未有结果的事，在此也不多提了。而李白在崔颢《黄鹤楼》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这是毋庸置疑得了。例如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而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乍看之下，似乎李白是在模仿崔颢，实则是李白加入了自己的风格，洗尽了崔颢“苍凉”、“萧索”、“愁苦”的气息，给人带来一种“博大”的感觉。可说是别具一格的了。

故“学人”而又不可“尽学于人”。若将之引申，则为“笔法”又不可“过分笔法”，也就是林黛玉所说的：“如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却使得的。”

归于正题。作文时追求“笔法”，就像是以前应试时讲究“八股”一样，终究会扼杀学生的想象力。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学生现在只注重作文分数，对于作文本身也是看的很淡的。

所以我之言论犹似：“琐碎人神侃之废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