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巷明朝卖杏花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中的诗句。淳熙十三年，在家乡赋闲五年的陆游奉召入京，居住在临安城西湖边的一个客舍中。已过花甲之年的诗人回顾前半生的官场生涯，在京华客舍中享受匆匆过客的安闲，静卧小楼，聆听着窗外的潺潺细雨，杏花消息雨声中,春雨过后的巷子深处，悠扬的杏花叫卖声传播着江南春的消息，在这个充满诗意的春日，诗人在窗下品着泛着白色泡沫的茶，在短纸上随意地写着草书，又想起了家乡闲居的日子。

小楼、春雨、杏花，这些随意点染的景色，构成了诗意江南，烘托出了诗人的闲适心境。“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杏花消息雨声中”(陈与义《怀天经智老因访之》)的化用，又是临安城的写真。在繁华的都城临安，悠深的小巷里，是什么人在怎样的叫卖杏花?诗意地想象，是稚气未去的豆蔻少女或青春少妇，清亮的声音悠然而长，还是佝偻的老妪，稍微嘶哑的声音充满沧桑?陆游在一首诗中写到：“君不见会稽城南卖花翁,以花为粮如蜜蜂,朝卖一株紫,暮卖一株红,屋破见青天,盎中米常空,卖花得钱送酒家,取酒尽时还卖花。”孔平仲也有诗：“清晨出古县,独遇卖花翁,芍药三数朵,琼苞出渐红。”则卖花者中还有老翁。操纵花卉市场的是花户和花商，而走街串巷叫卖的则多是都市和乡村的贫困者，那悠扬的叫声中当有几许苍凉。

《东京梦华录》记都城汴京的卖花情景云：“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铺排满街的烂漫时令鲜花,清奇悠扬的吟叫,成为都市里一道亮丽景观。宋人对花的喜爱，是社会心态的体现。两宋社会可以说是休闲型社会，遍布大街小巷的勾栏瓦舍、酒楼歌馆，代表着城市的生机活力，小手工业作坊甚至成了都市中的点缀。正月赏梅，二月赏桃李，三月赏牡丹，九月赏菊。笔记杂史记载当时赏花之盛况，“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简直是倾城出动。至南宋，都城临安更定二月十五为花朝节。

宋代花市上买卖的鲜花品种繁多，根据《梦粱录》的记载，南宋临安城里的花市上，暮春时节有如牡丹、芍药、棣棠、木香、荼縻、蔷薇、金纱、玉绣球、小牡丹、海棠、锦李、徘徊、月季、粉团、杜鹃、宝相、千叶桃、绯桃、香梅、紫笑、长春、紫荆、金雀儿、笑靥、香兰、水仙、映山红等花。笔记史料中罗列的花市上铺排的各色花中很少提及杏花。不卖杏花的原因，一是还要杏花结出杏子，二是杏花遍布山野市镇，不希罕，所以不珍贵，而且显得有几分俗气。但从皇帝到文人墨客却吟咏之不绝。北宋的最后一个皇帝被金人胁迫北行，途中所见而感触万千的就是那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的杏花。梅尧臣《初见杏花》咏杏花云：“不待春风遍，烟林独早开。浅红欺醉粉，肯信有将梅。”范成大《云露堂前杏花》云：“蜡红枝上粉红云，日丽烟浓看不真。浩荡风光无畔岸，如何锁得杏春园。”王安石在《北陂杏花》中所描写的杏花，“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将梅花的品格赋予杏花，是宋人诗中少有的描写。

文人墨客喜咏杏花，固然是因为杏花开放早，为报春之花，杏花春雨江南,诗意盎然，但杏花与酒楼歌女之关系，当亦是受文人墨客关注之原因。《武林旧事》记载，临安城中的官家酒楼如和乐楼、中和楼、和丰楼等都设有官妓，饮客登楼，以名牌点唤歌妓侑樽，谓之“点花牌”。杏花开放时节，歌妓头戴着杏花冠，做在所谓的花架上。妓女所簪之花，皆为应时之花，并不限于杏花，《西湖老人繁胜录》载，端午节“茉莉盛开，城内外扑载朵花者，不下数百人。”而“每妓须戴三两朵，只戴得一日，朝夕如是。天寒，即上宅院亦戴。”《梦粱录》载，立秋时节，“都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其时歌楼妓女的头上也会插上剪成花朵样的楸叶以应时序。但与妓女相映成趣的还是杏花。宋徽宗赵佶在《宴山亭?北行见杏花》中描写杏花：“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这香艳的杏花，正是青楼歌女形象的写照，而薄衫轻扇，在杏花楼头手捋红杏蕊的形象，也成了青楼歌妓的典型形象。五代前蜀词人韦庄在词中写道：“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韦庄《思帝乡》)少女游春，远眺陌上，寻找意中情人，风吹花落，少女的头上落满了杏花。歌妓则是将杏花插在头上。宋代名妓严蕊词云“若得山花插满头”，(严蕊《卜算子》)其所谓的山花中当有杏花。

杏花与情爱之关系，使得歌妓与杏花的关系更有独特意味。“花褪残红青杏小”(苏轼《蝶恋花》)比喻少女的初熟。“一枝红艳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吴融《途中见杏花》)，“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农历二月盛开的杏花，那娇艳的红色就是青春和生命的象征。邻家墙头上伸出的那枝俏丽的红杏，既是春意漫溢之表现，又是春情外溢之象喻。张先在《一丛花令》中写到：“沈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花开堪折直须折”，杏花开得及时，开得绚烂，正如歌女的青春。宋朝文人不再像唐朝文人那样喜欢歌妓的幽怨。他们喜欢的是如杏花的女人，喜欢的是生活态的女人，虽然俗，但是艳丽，而且充满生机。无论是官妓还是私妓，都少不了歌舞伎艺和文学才华，但文人，这些酒楼茶肆、舞榭歌楼的常客们首先关心的是妓女的姿容，文人们以最优美的词藻，调动一切美化手段，对歌妓的形体容貌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明眸皓齿，朱唇香腮，手嫩胸白，“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可以解忧，可以疗疾。由名士文人发起的所谓评花榜，其评比的最重要标准也是妓女的姿容而非才华。

如此普通的杏花却成为文人雅士歌咏的对象，也是因为杏花的俗艳与宋朝的世俗精神相通。宋朝文人钟情的花，除了梅花，就应该是杏花。钟情梅花，是因为凌寒独自开的梅花，她的疏影、暗香，她的雪霜态，她的高标逸韵、高坚气节，她的孤独寂寞，象征着文人对精神灵魂的坚守，为文人心灵的寄托。对梅花和杏花的吟咏，实际上代表了文人的两种人生选择。一方面是人格的独立，是个性的追求，一方面是世俗的生活。山野水边，村庄市镇，到处是杏花的身影，那浓艳的杏花，通过佩带杏花的歌妓，将心灵的安适与生活的俗态结合到了一起。歌妓这人世的杏花，既满足男性文人的肉欲物质人生，又为男性文人精神寄托之所在。那歌楼舞榭，瓦舍勾栏，让文人魂牵梦萦，难以割舍都市的繁华，难以割舍如杏花般艳丽的青春舞女。潦倒一生的柳永将他的青春和感情献给了青楼歌妓，将功名换取了偎红依翠的风流快活。后来位至宰相的文坛泰斗欧阳修宣称“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风流”(《浪淘沙》)，“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玉楼春》)。以《暗香》、《疏影》写梅花之清癯、高洁闻名的布衣词人姜白石，于红尘中消磨江湖飘零的牢骚悲愁，“小红低唱我吹箫”(《过垂虹桥》)，在低沉幽怨的歌声中，在悠扬的笛声中，姜夔和他的红粉知己载着人生的梦幻与忧愁，穿行在曲折的河流上，将烟波浩淼中的四十桥抛在身后。尤其是宋徽宗，在亡国后被金人协胁北行的途中，还念念不忘宫中的杏花，不忘如杏花般艳丽的都城名妓李师师。

悠扬的卖花声，点缀着偏安都市的繁华，也就在这悠扬的卖花声中，一个王朝的背影渐渐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