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热闹背后的真空虚

翁贝托·埃科的在火柴盒背面记录灵感的经历使我想起了我早年曾经习惯使用的一种写作方式：旅行的路上，火车票的背面通常被我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有关车上的人事百态，抑或是某部到了目的地打算开始下笔的中篇小说的情节的加构，已致于到了终点时常常出不了站：这种可疑的行为显然被查票的车站工作人员当成是动机不纯的毁灭票据，并且甚至不止一次，我被要求补票（虽然，每一次我都全力地“狡辩”并最终避免了这个可怕的、将我的旅行成本几乎翻倍的惩罚）。于是，这个习惯在我的中学时代——准确地说是八年级或者九年级上学期——就被迫停止了，我的火车票也自然就失去了保存的价值，就连以前使用过的一叠也在搬家的时候全数扔掉了。坦诚地说，我并不是生而愚钝的人，但打那之后我的所谓“钝感力”（没记错的话我接触这个概念是在渡边的一本书里）就飞速地发展着，并且出行的路上我养成了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也就是数沿线的村庄内有多少头猪：虽然这的数据即便在上千公里的跨省旅行中也上不了二十——在交通要道旁边养猪的农户不仅要高估自己的勇气，更需要高估这些猪的生命力——我的目光仍然异常专注，并且将一只手指长期地悬空以在发现惊喜之时作出及时的反应。因此，以我这种不凡的钝感力作为出发点，也就可以解释，把我吸引到这本书里面去的无非是一个封底上的小故事（那个关于老头的胡子的故事）：有个老头有把长胡子，有一天，一位夫人问起他睡觉时胡子是被放在被子里面还是外面。这个可怜人从此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只得把这把漂亮的胡子统统剪去——翁贝托的结局写道。

我的火车票，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一把胡子而已。

一、

可疑的自我应激智能

时评：科技、新事物和消极预测

专栏写作犹如打仗，如埃科先生自己所说的，战争很难说是正义或是非正义的——即便是不得已的，也不能完全等同与“正确”，在一家媒体上长期占有一块豆腐干也是如此。专栏作家，在完全的意义上可以被我们定性为“上弦的人”（你没有听错，他们时刻被绷得紧紧的），定时说话不是他们的武器，而是职责；但所要击破的方向，却全然没有被规定——尤其是在自由言论的时代（国度？）里，被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攻击与被他的观点恭维甚至可以在一觉的工夫之内完成。也许前半夜他特意没有喝酒在桌前笔耕不辍地写着讨伐某个政党领袖的檄文，而后半夜，当他耐不住寂寞，点起一支雪茄的时候，那个政党领袖放宽的禁烟令又使他感到“维多利亚女王般的快乐”了。公共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是无所秉持的——他们的原则太多，但却都并不坚定；他们发出声音，但对于这个声音是否正当，有多大的现实意义，是不必管太多的——我们听过在“人权”问题上表现激烈评论家的话并觉得他们无限荒谬，但事实上，这种个人无意识却不仅仅表现在我们“以为”他们陷入了无意识的情况之下，而更多地出现在他们被广泛认可的领域中：无意识成为一种所谓睿智的膜拜，横加上那些好笑的形容词，“慧黠机巧”、“妙趣横生”、“天马行空”（当然最后一个我也是认可的）等等之类——如果说这也可以用于我旅行过程中的“数猪”，那么我显然应该感到无比欣慰了。试想，如果我不是今天的一所不知名中学（我在去美国的简历上颇费口舌地对它形容了一番，遗憾的是仍然找不出什么唤醒他们对那位逝去共和国总理的印象的方法）的无名小卒，而是Susan

Sontag乃至是波伏娃这样的以智慧闻名的女性，那么我的“数猪”也一定会成为一个被“意识化”了的、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的举动，我仍是聪明的，而这个动作则刻画出了我对这个世界空洞的“深深的忧虑”。

人们对声源，而不是对声音本身的追随是可悲的。毫无疑问，喜欢读专栏的读者是可能具有欣赏力的，但如果说一个人告诉你他欣赏某个专栏作家的某一种品质——假使不是指他下笔的“风驰电掣”——那么你也可以轻松地下结论，这个读者显然有半文盲的嫌疑，或者说他看专栏的经历还不过三天：以一个富有经验的读者的角度，看时评不是为了“同意”，而是为了知道哪些事情在发生，并且知道人们无意识的子弹又将瞄准哪里。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并不在于他激发意识，而在于他所掀起的无意识风暴的范围能有多大，而Umberto

Eco先生的自知也让我感受到，知识分子本身对这种现象也并非浑然没有感觉。敏锐是天成的——而它在表现上的无限定却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罪恶。这个问题的，在《火柴盒》中有关与科技和新事物的评论文章中得到了尤其明显的体现：应激胜过个人态度，思想是在潮汛期被海水所淹没的礁石，而大声作响的只不过是比重只有前者一半的海潮而已。我们看到了《我才五十岁，请勿用尊称》中的被极端化的斯巴达式图景（这是一种让人极其不快的反讽手法）；看到了E-mail在老一辈评论家眼中的潜在危机——虽然——似乎十多年过去了这种危机仍然没有真实地爆发；总的来说，我们看到了一种内心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却又是可疑的，它虽然仍时不时地喷涌着智慧，却总没有站得住脚跟的原由。它们角度各异，可是秉持的却只有灵感和本能至上的一种原则。这和一个王室成员（譬如说年轻的公主）在“告知”祖母自己即将下嫁某个朋克乐队的贝司手时老王妃的眉头的一皱是同样的道理——虽然最后她仍会默许这段婚姻，但这种反应是不需要多余的意识驱动的。

每天一篇专稿的作家，即便生理年龄再轻，仍然是依靠大脑储备的判例，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义而行文的。类似我们可以联系英美法系中的判决，随意性事实上在很大的比例上影响着事件的导向。

二、那些所谓无关紧要之笔

杂论：智商的刀尖舞

有人要问：为什么一样拥有讽刺的妙笔，你却连一块豆腐干都不能拥有？——我自己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的第一篇文章在6岁时发表于校刊，此后除了杂志社的散文约稿和一家所谓国家部委（林业部）管辖下的报社刊过文章之外，我所写的东西一贯被人忽略，甚至连愿意退稿的报社都少有。我很有兴趣知道，如果我把我九年级时背下来的《红楼梦》讲义投到本地的报社，会不会登；或者说，别人欣赏的究竟是我超凡的记忆力和整理能力——那是我对当年刘心武在《百家讲坛》全部讲稿的浓缩——还是对专家普及智慧都已经到了十五岁数猪小儿的身上的那种“博爱”？不用说，以他们的慧眼，那才是我的智慧，而且不几日我便会成为小地方人人称道的天才少年，无师自通地诠释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如果刘先生不介意，至少是无心与我官司，很快我就可以拥有豆腐干，甚至是一版！但是，我的钝感力显然还没有扩散，不至于道德钝感，我也明白我与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以这种不无猥琐的方式去掩盖是没有实际作用的：我的笔，幽默有余，却深不下去，究其原因，是硬性知识铸就知识分子本身，而知识分子隔膜于愚昧大众——因此，媒体杂论（对象是大众）也就好比刀尖上的舞，既要显示区别，又要有所牵连，这样的舞蹈即便不需要冷静意识，也必须氤氲高超的技巧。《油煎猪蹄的酱汁》这个章节就显得非常痛快了，因为如果效率和敏感是酱，躺在平底锅里的那个家伙大概也就是知识（或者说储备）的化身。为什么中国学界喜欢说“关注”韩寒，“尊重”鲁迅也就是这个道理：说“关注”深层我们都没有那个透视眼，现象是可以用来关注的，但对于“知识分子”（个人以为这个“分子”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相类比，指的是基础性的事物）这类人群，圣-埃克苏佩里的话说得则更好——本质不为双眼所见的（原文是法语，一时不能完全记起来了）：因为有高度差，所以只能带着一种惶恐去剖析；并且一言蔽之以“尊重”，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台阶。

杂论比时评更给人以聪明的感觉，其原因就是因为更加宽松的写作周期，好比主观意识下的抬腿比膝跳反应更高级——Signor

Eco在他的某一篇杂文（也可以在《火柴盒》中找到，题名叫《知识分子的首要义务：在无能为力时闭嘴》）中提到，他这类人的应激只能只有在少数时间内用得到——当然我全然不把这话当作另有图谋的讽喻——在我看来，闭嘴倒也并不是唯一的方法，着眼于更长周期内的社会变迁，而不仅仅是单一事件，也许也正是知识分子树立稳固的社会影响力、并且为自己长远价值的定位所做的最理智的打算。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有公共特性的——这里要将他们区别与小书阁内不为人知的——知识分子所要做的就并不是沉默，而是有秩序、有理智地将他们所可以延承的智慧娓娓道来了。因此，对于这个类型的专栏，哪怕它们占据整一个版面，我们都是没有理由驳斥其合理性的。尽管理智也未必就对应理论上的完美，它对社会的前进却始终是一种裨益。抛弃了辛辣、亢奋和对某种中立事物的敌对，知识分子通过奇妙的化学反应将枯燥不堪的天书式的“精华”转化为普世价值（当然，这与美国的两面大旗又不一样，而是真正从心底里可以为大众所接受的价值）并造福于人类，这则有了圣徒的味道了。然而，也并不是每个神圣的践行者都可以被称作圣徒：他们首先应该熟悉于基本的教义，一切游戏的规则，以及洞明一般的文字把式与所谓经典的理论之间的区别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胡子放在被子里边还是外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胡子的长度和鬈曲的弧度，而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睡姿。我们在听到小美人鱼的故事时常常忍不住感叹——天哪，在刀尖上旋舞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啊……可笑的是，这完全是我们的臆测罢了。

别忘了，我们中绝大多数中的大多数，在刀尖上是根本立不起来的。

三、必然的延续性与必须的开放性

观点：不只读给自己听的笑话

我非常讨厌引用式的书评或者是论文，甚至每看到一篇就有撕掉一篇的冲动——除非它的背面是别科的寒假作业。引证除了证明学校图书馆里的这本书上有很大可能性留着你打完球之后黑色的爪印之外，不能说明你比任何一个读者翻得页数更多。当然，翁贝托的这类读者完全有他们反攻我的武器——《尤利西斯》、《哈姆雷特》，是的，从表面上看，一部作品就足以吞噬我一寸的勇气，直到最后，把我的笔以及纸张撕得粉碎——但是请注意了，在这个殿堂里，只可能有撕裂的艺术，却不会给支离的观点留下生存的空隙。请不要以意识流作为借口，不过如果你的胡子剪断了还能有致地悬浮在半空，那么，你大可以拿后者来劝服我：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让我真正对这个作者产生一点敬意——对于他的文学观念我完全没有什么成型的想法，尤其是看到《美妙的青春韶华》一文中竟然不可饶恕地漏掉了我只活了51年的生命的偶像之后——停留在我脑海里并还在发出巨响的，只有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在追随一个想法，问题是我从来都不知道是哪一个！”当然，这句话所反映出来的某种虚无性是不值得被讨论的，也因而我所关注到的只是它所体现出来的这个尖锐而实际上已早就不新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写作时所秉承的连贯性是永无止境的，而这个载体，毫不意外地，只属于我们自己这个个体。如果有一个幽默能让两个人笑，那么它就一定可以被归纳为一种可分享的财富；然而深黑色的幽默，却只是我们看而不懂，所以记载的方式沿续、但却永不能复制的睿智念头——马丁·加德纳（一个数学科普作家）有一本书叫做《Aha！灵机一动！》，智慧最好是500个字之内的，好像麦当劳里面卖的PIE，30分钟过期之后，连自己都不可能完全地破解了。

夫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后人大概是耐不住寂寞才做了个总结性陈词：忠恕而已矣。以现今的意义来看，《论语》就是

30分钟之后才拿出来卖的苹果派，这样模棱两可的概括，倒不是弟子们愚钝，而是因为即刻性的背景一旦撤去，人们的思维就会天马行空。有思想的人不愿意被误解一百年，就不要（除非不可避免地）留下类似《权力意志》这样的未成之书——对于讳莫如深的智慧，不被误读是十分困难的。人们在形而上学里构筑出来的以你的图纸为依据的建筑，也许和哲人的本意完全不同。观点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开放——至少是被一部分有诠释能力的人所理解，才会有经久的价值，而这也恰恰在Eco的延续之中得到了体现。幽默——这里既包括狭义的让我们笑的“幽默，又包括广义上的通性智慧——被精简地呈现出来，无论它背后的小人是拉长了脸还是怒发冲冠，都呈现着优美的弧度。Umberto是情节化的大师，必然性和必须性的体现几乎合而为一——《火柴盒》也是完美地镶接在一起的，每一篇短小的文章都如同三十分钟之内依然保持着温度、脆度和香味的点心，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这些文章可以被结集，而非要让我们寻遍每一份《快报》找感觉了。观点，毫无疑问，不是Victoria时代我们头蒙在被子里时看到非法小册子时的咯咯的笑声，而应该是可以坦荡地挂在被单外面的那一长缕的灰色：剪刀对于它来说尽管也是深重的威胁，却永远不可能被撕扯或者说是毁灭。它理应有这个资格得到更多的阳光——也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黑夜或许阻止了森林的生长，却助长了霉菌的滋生——为了小册子所引发的邪恶笑声少那么一些，为了见得了明媚的智慧更健康那么一点，也许豆腐干作为投资还太小，回报率还可以更高。

只可惜，眼下，胡子还没长出来的小子已经忙着要找东家，老人们却都把胡子，往被子里塞去了。

回到最初我提到的那种写作的方式

——我不得不承认我是懦弱的，因为没有耐心对付车站的这几个吹胡子瞪眼的大叔抑或是他们手中的剪刀，便从此回到了电脑前发发牢骚的原始状态，在这样一个延续性不足、显然也开放性过剩的环境中继续我的“写”，可叹的是，就此笔下的江河越流越窄，以至不能为流了。不过，这反到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观察力——“数猪”的把式越练越精湛，可以遥观千米之外了，眼镜也就没有常换，所谓不干文艺这行的人，再文质彬彬也是装的。我想，我大抵也是练成了一种对事物的“被敏锐”，说不定也奠定了某年某月一跃而起的可能性。尽管迄今的一事无成已经让父母苦恼不已，我却早有了新的志向——不过，没用的我还是要打火车票的主意（密涅瓦火柴盒在大陆还真不怎么好找）：如今，我已经开始收集亲友的旧火车票了，等待我的胡须再次长长，假若有一天它们到了在被窝里头搁不住的长度，那么，朋友，不要提醒我其他还该做些什么，那厚厚的一叠火车票会召唤着我到它们那里。车站外面是我的家，阳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火车在动，给了我一个天然的非惯性系：那么，赐予我一个惯性力大小的废话篓子，让我装些现时的感受吧！我想，那时我落笔的第一句话一定会是：

我已出站，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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