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为“最后”辩护

如今，有不少人总把目光放在“第一”和“前头”，谁也不愿意落在后面，似乎“最后”成了耻辱的代名词。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最后”也是光荣的。

小时候，我总是看见妈妈在我和妹妹都吃饱后，她才含着满意的笑容动筷子。那时候，妈妈生怕我们在长身体时饿肚子。

上学时，在外出游玩的时候，我发现班长总是最后一个上车，嘴里还要嘟嚷着数人数。我很不理解地说:“快上车吧，别唠唠叨叨的。”班长憨厚地笑道:“那我们把你落在这儿，行吗?”

读中学时，我又发现，每天班主任要在同学们走后回到教室看一遍，顺手关好没关紧的窗户，锁好门，再看一眼才走，因此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学校……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人在默默地做着与“第一”同样不可缺少的“最后”工作。他们默默地把自己排在后面，把好处、方便不经意地留给他人，自己则在寂寞与孤独中煎熬着。这些人在煎熬中促成了他人的成功，孕育出常人所没有的品质，那是一种重“实”轻“名”的品质。

罗兰说过:“一个人，能超然于私利与私荣之外……才不致内心的丑恶邪俊，而影响到生活面目的美好，才有了高不可攀的格调和堂堂正正的威仪。用这样的胸襟去做事，才不会被私利与私荣所诱，才能大公无私。因大公无私而为人民群众所爱戴与拥护，无须强求，即能实至名归，自然而然地登上事业的颠峰。”

许光达老前辈就是这样一个能超然于私利与私荣之外的人。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授衔之前，当许光达听说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时，心里十分焦急不安。他除了多次当面向贺龙提出降衔要求外，还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份“降衔申请”。许光达在至关重要的军衔问题上，求“实”不求“名”的真诚可谓前无古人。许光达老前辈虽然身在“最后”，但他的胸襟可谓在“最前”。

那些在“最后”忙碌的人们，当他们看到别人生活得更幸福更快乐时，他们高尚的心灵里只有无比的欣慰，却没有一丝为自己而生的遗憾。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在“最后”角落里忙碌的人们不被人注意，也没有什么名利，只有孤独的忍耐，寂寞的沉静，太过呆傻。但是他们却比别人多出了一分责任感和对这分责任感的深情，他们宁愿守着无语的承诺来自勉。

试问，如果没有他们像蜡烛一样的自燃，哪来社会的进步与光明?我以为，他们非但不呆不傻，反而展现出人类最美的情感，最高的智慧。

由此看来，“最后”也是一种境界，一种奉献的美。其实，人类历史绚烂舞台的背后，总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幕后工作者”，虽然他们不一定是台上引人注目的亮星，但是如果没有他们，那也就没有台上的高潮了，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深的遗憾。

理解了“最后”的内涵，我要为“最后”辩护:只有个体不为名利所累，甘当“最后”，才有整体的“最前”—人类的不断进步!

“为‘最后’辩护”，显示了作者不同于众的见识。这里的“最后”不是指自甘人后，做竞争的失败者，做上进的逃逸者，而是指甘于做出个人牺牲，为了他人、为了大局、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甘愿做陪衬者，就像绿叶一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