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很好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惊世界。自此，“坚强”、“信念”、“大爱无疆”之类的词不断爬上报纸的版面。到了2011年5月，时隔三年，人们对这场灾难逐渐淡漠的记忆又一次被媒体和机构借着三周年纪念的机会哄炒起来。于是捐款，于是探望，于是慰问演出，北川中学又一次回到了公众的视线。

在这三年之后的重逢里，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

媒体的宠儿，北川中学的学生郑海洋，全国知名人物，在灾难后成为了汶川精神的代名词。坚强、执着、阳光……对这个因地震而失去双腿的男孩，媒体毫不吝惜溢美之辞。他成为震后重建过程中树立的无数典型中最突出的一个。但当人问起他对今后的计划时，他回答：“上某某体育学院”，再问为什么，他干脆地回答：“因为学校的某某书记对我最好了，老来看我，她答应让我上她们大学。”从他说话的语气和表情来看，好像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现在，郑海洋也许正忙着出席各省市的好心人、慈善家和爱心团体组织的慰问演出，忙着向镜头展现他最阳光的笑容。那时候电视机前的人们可以热泪盈眶：真好啊，你看，汶川的人还有重建生活的勇气和希望，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正是这些好心人们，三年前在博大的同情心的驱使下，踏上了汶川的土地。也正是这些好心人们，三年后在博大的同情心和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又一次踏上了汶川的土地。仅以北川中学为例，作为一所震后不久就复课的中学，现在平均一周就要接待一到两批远方的来客。这不禁使人怀疑：北川中学是震后不久就复课的，还是直至今日都没有正式复课？从郑海洋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北川中学——不能说所有人，但至少是一批人——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消极避退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恰恰就来源于好心人们过于泛滥的无私的帮助，这些持续三年并且愈演愈烈的的帮助为他们的逃避现实提供了理由。这就表明，汶川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仍只是一个趋势。但在北川中学这个微缩的窗口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变化已经在某些人身上凸显。

汶川变散了。这就像一个久病的人，刚开始时积极配合治疗，遵医嘱要吃很多药，勤加锻炼，争取快速恢复机体的功能。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病有了起色，医生却仍不减药量，人就慢慢松懈了，对药物的依赖增强，也不经常锻炼了。久而久之，急性病变成慢性病，虽不危及生命，却给生活带来不便。这时有经验的医生往往会直接断药，人无药可依赖，刺激自身的免疫系统，往往反而好得快。

汶川变散了。在刚震后形势严峻时汶川人众志成城，巨大的悲痛和求生的意念汇成一股强大的内驱力，鞭策着人们去救援伤者、建设家园。当好心人们、慈善家们和爱心团体们反应过来，积极捐款捐物的时候，这股强大的外力的的确确推动了汶川建设的发展。但现在，三年后，我们看到汶川的一切都将步入正轨的时候，这股外力仍没有消失，而是由推力变成了阻力，它强烈地干扰了汶川人建设家园的内驱力。从郑海洋身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外力使得汶川人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就多少遭到了削弱。众志成城地朝一个方向使劲的汶川不见了，出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精神文明典型汶川，出现了一个研究灾后心理阴影的心理学家们的实验室汶川，出现了一个好心人们展现自己博爱精神的舞台汶川，出现了一个带着阳光般的微笑接待慈善家和爱心团体的招待所汶川。这里成了一个倾倒爱心的垃圾场。一些人千里迢迢走到这来，做忧虑状、做沉痛状、做饱含热泪同情状，于是捐款捐物慰问演出，当然看到“汶川很好”，做感动状、做放心状、做长舒一口气状，点着头，微微笑着，背着手踱着步子，回家去了，感到又对祖国和人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我认为这样的人，不是被言论的潮流所裹挟，被所谓的“爱心”蒙蔽了双眼，就是以救灾为噱头，其实别有用心。

三年之后的汶川，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但我们的目光也应穿透歌功颂德的言论，看到事件背后悄悄衍生的汶川问题。在媒体报道的浸泡中，在蜂拥而至的好心人们的簇拥下，汶川是永远谈不到建设的。我们要说，三年后的汶川很好，我们可以放手了。当某一年的五月十二号，没有人再提“汶川大地震周年纪念”，没有人再去汶川慰问演出，没有人再捐款捐物的时候，我们就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汶川的人终于可以重建家园了。

天津市耀华中学高一:李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