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荣八耻的哲学思考

“八荣八耻”首先涉及的就是人生观问题。哲学就是关于人生观的学问。因此，胡锦涛提出的“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道德观，就是从人生观的高度提出的。换言之，为祖国、为人民而活着，属于高尚道德，是正确的人生观。反之，为自己活着，属于低劣的道德、错误的人生观。前者是光明的，应该大树特树，后者是可耻的，理应受到社会的谴责和良心的责备。这道理比较简单，容易被人接受，但是，做起来是非常难的，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学者，也未必全都做好，功勋盖世的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前功尽弃，也不胜枚举。所以，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文学家，对人生观的讨论，是一直没有休止的。

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探讨人生观的问题，首先是人的自然性决定的。19世纪英国伟大的哲学家说过：

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吃饭、穿衣……，那和游在水中的鱼对它周围的水一无所知又有什么两样呢。

这话的含义很明白，人是具有高级思维的，能够创造劳动工具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高级动物，如果人一旦失去了这一属性，将无异于其它动物。

人为谁活着才有意义，是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的。一个人生下来要由父母供养，吃、穿、住、行都需要物质。而物质的生产是有各行各业的人组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周围的人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关系。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超越这种关系，不可能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否则，他一天都活不下去。人活着不光有物质需求，还有精神需求。寂寞了到街上、公园逛逛是精神需求；苦闷了找朋友谈谈心，找情人说说爱，是寻找感情慰籍，是感情需求；如果遇到灾荒、战乱要由军队保家卫国，呵护自己与亲人的安宁，是一种安全需求。就连出门坐车或与他人发生口角、经济纠纷等，都要求助公安、派出所和法院。可见，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时代繁衍生息的祖国，每时每刻都需要相互依存的人民。每个人都有回报祖国、回报人民的社会义务。所以，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要求人们牢固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是国民的基本道德准则，否则就是不道德的。

“八荣八耻”的基本道德准则是积中华民族美德而大成的。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儒家的奠基人孔子就提出“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的私欲，恢复周朝的大礼。如果我们先不去考虑他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所包含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的精神应该被提倡。同理，春秋末期，儒家的第二位代表人物孟子提出“于民忧者民亦乐其忧，乐民乐者民亦乐其乐”，多次在文章中阐述了他一贯主张“与民同乐”的思想。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也就要求执政者服务人民。孔子主张“仁”，孟子主张“义”，仁义二字，就是我国封建道德的基础。孟子还认为人皆有廉耻之心，也就是荣辱观。汉朝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仁少卿书》中说“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为了继承父志，在遭受酷刑的大耻之后，仍然忍辱负重，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这种为国为民的行为，被传为历史佳话。宋朝伟大的散文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都是在倡导爱国爱民的思想。直到现在民间还流传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义灭亲”等俗语。这些文化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经过我国历史上许多爱国英雄和劳动人民实践了的。人们一提起爱国二字，就会自然地联想起岳飞、文天祥等人的名字，更会联想起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的戏剧故事，这就是明证。

“八荣八耻”的道德规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八荣”和“八耻”历来都是两种鲜明对比的人生观。人生观不同，人生观的境界也不同，决定人生的价值不同。这一点，只要拿历史上的先进人物和反动人物略加比较，就可自明，无需赘言。从人生的意义来看，按人对自己行为的觉悟程度，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把人分为四种境界：为自己利益做事的人是自然境界，为功利做事的人是功利境界，为社会做事的人是道德境界，为宇宙做事的人是天地境界。依次排列，天地境界是最高境界。冯教授还认为，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由此看来，能够奉行“八荣”的人，至少是个有贤德的人，即好人，这是做个好人的基本标准。冯教授讲的圣人不是专指孔子，而是为宇宙做事的人。这里的宇宙一词，我理解不是与自然科学中所指的包括在地球外的所有物质，而是指的万物，可以理解为为万事做事的人。即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做事的人，贤人授人以道德，圣人授人知宇宙，即万事万物。照此看来，圣人的境界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