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课改，我之所想

我坚信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也没有发展。传统的教育中也有闪闪发光的金子。我们要警悟偏左偏右过尤而不及的中国通病，长期来屡犯而难改，都是不从实际出发的官僚作风造成的。我的课改观里有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我们决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南方清淡甘甜的味道至高无上，而强加给北方的口味极咸的好友。当他不能接受时而硬说人家不够朋友。由此而知，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以校为本还是极为正确的。课改实行的几年中，出现了大量的教改实践理论。这是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的宝贵财富，是所有从教者及教育工作管理者的精神食粮。是我们更新理念，打破陈规的理论依据。穷则变，变则通。改革的成功在于如何不含水分，不打折扣，不讲表面形式地推行素质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我斗胆地认为，所有的理论都应该带有地域性，人文性，文化传承的底蕴方面的印记。因为这些理论都来自于教育教学的实践中，故而我们应深刻地研究和领悟。用之于我们的教育教学中去应证。看看它的效果，看看理论与我们个人的、校本的、生本的方方面面是否吻合。使他人的理论被我所消化，所应用。同时理论中有更坚实的我之成分。这就是教改，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入课改的实验。同时也强调理论只能是一种方向，应把它作为我们发展中的跳板，而不能盲从为金科玉律，而给自己的发展和超越划上句号。我们同样肩负着丰富和充实教育教学理论的重任。真不该妄自菲薄，推卸我们的职责。在理论与实践中，我们要勇敢而信心十足地实行拿来主义。这样去做了。教育教学中个性的张扬就不再是高不可及的空话，特色的展现将不会遥遥无期。课改深入虽要具备相应的硬件，但最重要的还是在看不见的施教者的思想中，在教育教学管理部门的指挥棒上。课改理论指向性就成了打仗时总指挥部的战略部署。它是一种思想，一种方针，一种决策，一种精神，一种素质成果的指标。而不是为了便于管理部门检查归档材料时所列举的教案写得怎样，作业多少次，作文多少次，考查多少次等等的具体的机械的规定，那是一种形式。我想具体工作的自主权应下放给做具体工作的负责者。那是下级的工作。如果管理者未能突破旧有的瓶颈，往后还是乐此不疲，则在教改中，永远也难觅“草船借箭”的高才。课改也就成了一种形式罢了。管理者应是课改的思想决策者、指挥者、实际工作的参与者、示范者。课改的成败完全取决于管理者的理论水平。管理者是课改工作的精密部署者、教育工作者是课改的具体实施者。管理者为主，实施者为从。所以教育管理者决不能否认和回避教育是不可预知的，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等同于产品的生产这一铁的事实。再也不要注重形式的、表面的，死定同一尺码、同一硬件、同一指标去衡量和钳制教改的深入。那是应试与计划生产模式下的旧东西。旧的做法是省事，划一了，有据可查了。但几十年来的教育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对推行素质教育于事无补。它源源不断地把教师逼向“功利”的绝路，把整个民族推向自私的迷途。它是推行素质教育的拦路虎，是推行素质教育举步唯艰的祸根所在，是官僚作风的展露无遗。要想纠偏除弊，我个人认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应各司其职，如行政管理部门应在财力、人力、课改所需的硬件、教育理论、方针政策上定标掌舵。教研机构是课改的核心部门，它应负起提高教育教学执行者的从教素质的培训工作。深入研究教育教学中难解且又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一部门应具有智囊团的作用。教育教学的改革应首先在这一职能和核心的部门下手改革和经营。它决定着课改的质量。教研部门应尽快组织人力物力，制定出科学的、多元的以人为本的素质评价机制，彻底拼弃唯分数论。工作的立足点应从民族的振兴，国家的长治久安方面去实行和发挥其部门职能。少追求立竿见影的虚假业绩，少制造违背教育教学的科学发展观的谬论，更要不得“浮夸”、“放卫星”的陋习。这与八荣八耻的教育是泾渭分明的。如此做了课改的局面一定大有改观.

由于本才疏学浅，以上所讲到的如有错误偏激之处希有识之士谅解.